如果不計《越女劍》這個短篇，金庸先生構建的武俠世界是從北宋開始的。 《天龍八部》展現(xiàn)了波瀾壯闊的北宋武學體系與江湖體系。 不妨說，宋朝正是江湖紀年的開端。
當然，如果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其實“俠”是從宋代開始走向式微的，我們都知道，中國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從最低層的貴族——士中分離出一個游士與游俠階層，這些游俠以武犯禁，死生死而重信義，一諾重金，士為知己死。
及至秦漢，游俠之風仍然盛行。 漢時長安多游俠，“閭里少年群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 城中薄幕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桴鼓不絕”（《漢書•尹賞列傳》）。 司馬遷著《史記》，專門辟出“刺客列傳”與“游俠列傳”。
隋唐之時，游俠仍然是詩人歌詠的對象，李白即寫過《俠客行》： “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 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 十步一殺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 ……”這一首《俠客行》還被金庸演繹成“俠客島”上的絕世武功秘笈。
入宋之后，尚武之風稍息。 史家說，“迨宋興百年，無不安土樂生。 于是豪杰始相與出耕，而各長雄其地，以力田課僮仆，以詩書訓子弟。 ”（汪藻《浮溪集》）游俠自此歸于沉寂。
既然如此，我們?yōu)槭裁催€要說“宋朝是江湖紀年的開端”呢？ 這是因為，“俠”的群體盡管從宋代開始式微，但與此同時，一個生機勃勃的江湖社會，卻在宋代拉開了序幕。
“江湖通行證”
雖說漢唐之時尚有游俠遺風，但漢唐政府實行的社會制度，卻嚴重抑制了江湖社會的形成。
以前我們說過，江湖的最大特點便是流動性，即允許人口的自由流動，否則，你怎么“走江湖”？ 而從秦漢至隋唐，卻有一項旨在限制流動性、禁止人口自由流動的社會制度一以貫之。 什么制度呢？ “過所”制度。
“過所”就是人民外出的通行證。 換言之，如果你生活在漢唐時期，政府是不準許你私自出遠門的，你想出趟遠門，必須先向戶籍所在地的官方申請一張“過所”，然后帶著這張“過所”才可以啟程。 后來明王朝繼承了這一制度，只不過將“過所”換成“路引”。
申請“過所”的程序是相當麻煩的。 以唐朝為例，首先，申請人要請好擔保人，向戶籍所在地的里正交待清楚出門緣由、往返時限、離家之日本戶賦役由誰代承； 然后，由里正向縣政府呈牒申報； 縣政府接到申請后，核實，簽字，再向州政府請給； 州政府又逐項審核，勘驗無誤，才發(fā)給“過所”。
“過所”通常一式兩份，一份給申請人，一份存檔備案。 “過所”上面，會注明持有人的姓名、身份、年齡、所攜帶隨員的身份與人數(shù)、所攜帶財物數(shù)目、往返的地點，等等。 唐朝政府會在各個關卡勘驗“過所”，沒有攜帶“過所”出關的人，抓起來治罪，處一年徒刑，并沒收財產。
在這一制度下，根本是不可能產生戰(zhàn)國時代的那種游俠的。 所以漢代的游俠，慢慢的不再遠游，而是與地方勢力結合，演化成坐地的“豪俠”唐朝的游俠，也無非是長安城內一些不良少年在街頭斗雞走狗、縱馬馳騁、引人注目而已。
“過所”之制，在晚唐時開始荒廢，到了宋代，宋人已經不知道“過所”為何物了，南宋洪邁說： “‘過所’二字，讀者多不曉，蓋若今時公憑、引據(jù)之類。 ”（洪邁《容齋四筆》）可知這個時候，“過所”退出宋人的生活應該有很多年了。
不過宋朝也有類似于“通行證”的東西，一般叫做“公憑”或“引據(jù)”。 但宋朝“公憑”與漢唐“過所”還是有區(qū)別： 一、“公憑”的申請手續(xù)沒有“過所”那么繁瑣； 二、只是在出入軍事要寨的關禁時，才需要驗看“公憑”，一般情況下，走州過縣是不用通行證的。 也就是說，宋朝社會具有比漢唐社會更大的人口流動自由，這是江湖社會得以形成的首要條件。 允許人口自由流動，人民才得以擺脫戶籍與土地的束縛，闖蕩江湖去也。
“江湖準行時”
事實上，跟漢唐時期與朱元璋時代相比，宋朝社會的一大特征就是流動性非?；钴S。 宋人自己說： “古者鄉(xiāng)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 近世之民，輕去鄉(xiāng)土，轉徙四方，固不為患。 ”（馬端臨《文獻通考•刑考》）這里的“近世”，當然是指宋代。
正如宋人不識“過所”為何物一樣，生活在宋朝的人也不知道“街鼓”是怎么一回事兒，南宋陸游說： “京都街鼓今尚廢，后生讀唐詩文及街鼓者，往往茫然不能知。 ”（陸游《老學庵筆記》）那么街鼓又是什么東西呢？ 它可不僅僅是一面可以敲響的鼓而已，而是代表了兩項盛行于唐朝的城市管理制度： 坊市制度與夜禁制度。
所謂坊市制度，是說北魏—隋唐時期，官府將城市劃分為兩大功能區(qū)： 生活區(qū)叫做“坊”，商業(yè)區(qū)叫做“市”。 “坊”內原則上是不準開設店鋪做生意的，你想買賣交易，必須到政府指定的“市”，并且在政府指定的時間內完全交易。 “坊”和“市”都有圍墻，入夜之后，街鼓敲響，宣布夜禁，坊門與市門關閉、上鎖。 史載，“日暮，鼓八百聲而門閉； 乙夜（二更時分），街使以騎卒循行叫呼，武官暗探； 五更二點，鼓自內發(fā)，諸街鼓承振，坊市門皆啟，鼓三千撾，辨色而止。 ”（《新唐書•百官志》）
唐朝的夜禁時間是從“日暮”、擊鼓八百下之后開始（即一入夜就開始禁行人），至次日“五更二點”、擊鼓三千下結束，換算成現(xiàn)在的時間單位，大約從晚上7點至第二天早晨4點為夜禁時段。 夜禁時間大約為9個小時。 在夜禁的時間內，人們只準呆在各個“坊”內，不可以偷越坊墻，走上大街晃蕩。 你夜里在大街晃蕩的話，會被巡夜的兵丁抓起來打屁股，“諸犯夜者，笞二十”。 可以說，街鼓就是中世紀城市制度的象征。
從晚唐開始，坊市制逐漸瓦解，有些坊墻倒塌了也不見官方來重修，有些坊內開起了店鋪、酒樓。 入宋之后，坊墻更是不知什么時候被全部推倒，坊市制完全解體，人們沿河設市，臨街開鋪，到處都是繁華而雜亂的商業(yè)街。
在潮水一般的世俗生活力量的推動下，“夜禁”也被突破了，出現(xiàn)了繁華的夜市，“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 如耍鬧去處，通曉不絕”； “通宵買賣，交曉不絕。 緣金吾不禁，公私營干，夜食于此故也”（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吳自牧《夢粱錄》）。 “金吾”，即掌管宵禁的官員； “金吾不禁”，就是宵禁取消了的意思。
樹立在宋朝城市的街鼓，于是慢慢成了一個沒有實際功能的擺設，再沒有人去敲響它。 一位生活在宋神宗時代的宋朝人說，“二紀以來，不聞街鼓之聲，金吾之職廢矣。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二紀為二十四年，由此可推算出，至遲宋仁宗年間，開封的街鼓制度已被官方徹底廢除了。
因此，海外漢學家稱宋代發(fā)生了一場“城市革命”。 一種更富有商業(yè)氣息與市民氣味的城市生活方式，從此興起。
這種新的生活方式，才是適合江湖人生存的社會環(huán)境。 如果說，旨在限制人口自由流動的“過所”制度的消亡，為江湖帶來了活躍的流動性； 那么，“街鼓”所象征的坊市制度與夜禁制度的瓦解，則為江湖的夜行人創(chuàng)造了生存的時空。 江湖人都是夜行動物，他們的夜晚比白天更重要，不管是“月黑風亮殺人夜”，還是“夜深燈火上樊樓”，江湖中的事情往往都適合發(fā)生在夜晚。
我們想象一下： 假設盛唐之時，有一位任俠的少年，想出遠門當游俠、闖蕩江湖，不想剛經過某州的關禁，就遇到官府檢查“過所”，游俠的人哪里有什么“過所”，所以立即被抓起來，“徒一年”。 哪還闖蕩個啥的江湖？ 就算躲過了關卡的盤查，入夜之后，你要找個酒店“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卻發(fā)現(xiàn)整個城市的酒店都歇業(yè)了，根本沒什么夜市，“六街鼓歇行人絕，九衢茫茫空有月”。 你只能呆在客棧里，洗洗睡。 你如果想溜到大街上逛逛，很可能就會被巡夜的兵丁捉住，說你“犯夜”，痛打二十大板。
這個時候，你還有什么心思再“闖蕩江湖”呢？ 不如回家好好種田吧。
作者 吳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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