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不愛錢財。古代混跡官場的人，不愛錢財為數極少，升官發(fā)財是各級官員心照不宣的普遍通則。劉秉忠并不為錢財所動，整日穿著他在紫金山穿的那套舊僧衣，夜以繼日，廢寢忘食地為忽必烈策劃軍政要務。蒙古官員沒有薪俸，個人的錢財來源主要靠搶掠，劉秉忠不會搶掠也反對搶掠，所以身無余財。這樣一月可以，一年可以，幾年也可以，但要再長期下去，就說不過去了，以至連忽必烈也看不下去了。面對劉秉忠鞠躬盡瘁的盡職盡責的工作精神，面對劉秉忠無以倫比的突出貢獻，忽必烈拿出千兩白金賞賜劉秉忠，劉秉忠說，我是個山野鄙人，饒幸碰到了現在這個機遇，我的服品用物都是官方供給，我自己沒有家，要金子千什么，沒有什么用處。忽必烈說，你沒有家室，難道還沒有親朋故舊嗎？送給他們也可以。劉秉忠還是不接收，忽必烈說不要不行。實在推不掉，劉秉忠把二百兩白金送他兄弟劉秉恕。劉秉恕說，哥哥多年勤勞，受賞物是應該的。我沒有功勞，我不要。這下可真的犯了難，最后只好把賞金胡亂散發(fā)處理了事。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民間諺云：“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劉秉忠不為財利所動，別說貪婪的追求，就是給也不要。這種人生境界是一般人很難達到的。
二是，不求官位。古往今來，官位似乎是人生事業(yè)成功的主要標志，因而為眾多的人羨慕、追求，有的甚至達到了如醉如癡、類狂似顛的地步。當然官位可能還有一些不言自明的其他好處。為了取得一級高過一級的官位，在歷朝歷代的政治舞臺上演出了多少勾心斗角、爾虞我詐的航臟卑鄙的丑劇。求官的人太多，而官位又太少，官路還很窄，于是在求官的路上，又出現了一幕幕攻評誹謗、落井下石的鬧劇。魯迅先生曾寫過爬、撞、推的雜文，形象而深刻的揭露了一些追逐爭搶官位的丑鄙靈魂。在元代，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取消了科舉，儒生們取得官位的雖窄但還有希望的路子也被堵死了，一些流落民間的文士們就寫詞曲戲劇來發(fā)散心中的激憤和不滿，很有點狐貍吃不到葡萄就說葡萄是酸的那種心態(tài)。說來也有趣，文人們的激憤和不滿，使中國文學史上冒出了一朵奇葩——元曲。如果元代的文人們有官可做，大家都忙于擠官位，格調特異的元曲未必會出現，至少不會象那樣卓然有味。然而，不論說官貴也好，說官酸也好，劉秉忠卻不為所動，仍然披著他從紫金山帶去的破舊僧衣，盡心盡力地為忽必烈統(tǒng)一全國策劃著軍政要務。有時只有他和忽必烈兩人密謀，其他的人一無所知?？墒?，象這樣一位可以參與最高核心決策機密的人物，卻連一個最低微的官位名頭也沒有。雖然劉秉忠平淡如水，卻給其他官員出了一個大難題，總不能直呼其名吧，沒有辦法，只好稱“聰書記”。這是劉秉忠在故鄉(xiāng)天寧寺掌文書僧職時的稱呼，不象今天各級領導機關里對書記的尊稱。劉秉忠似乎并不掛意，依然勤勤懇懇地辦他的大事。翰林學士承旨王鶚對這件事實在看不過眼，就向忽必烈寫了一封奏章。《元史·劉秉忠傳》是這樣記載這封奏章的：“秉忠久侍藩邸，積有歲年，參帷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忠職勞積，宜被褒崇。圣明御極，萬物惟新，而秉忠猶仍具野服散號，深所未安，宜正其衣冠，崇以顯秩。”忽必烈看了奏章，連連點頭，深為劉秉忠這種不謀官位的精神所感動，當天就下令任命劉秉忠為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領中書省事。一下子由一介僧人提拔為最高行政長官，類似現在國務院總理。太保是三公之一，是最高的榮譽官銜，元朝是不輕易授人的，有元一代，享受這一榮位的只有劉秉忠和另一位叫太平的人。在此之前，劉秉忠不但沒有官位，也沒有妻子。于是，忽必烈又下了一道詔書，命翰林侍讀學士竇默的次女，配劉秉忠為妻。竇然是肥鄉(xiāng)人，肥鄉(xiāng)西距紫金山只有100多里，竇默是在劉秉忠之后投奔忽必烈的又ー個漢族大知識分子，后來官位很高，學問也很大。這一年，劉秉忠已經49歲了。忽必烈特意在元大都賜給劉秉忠奉先坊一處宅第，一應物品都由少府官籍監(jiān)戶供給。忽必烈的這些硬性賞賜指令，在他人看來可能會感到榮耀之至，然而卻未必是劉秉忠的真正心愿。劉秉忠對于官位，對于虛浮的煊耀熱鬧，并沒有多大的興趣。公元1268年，當劉秉忠主持建造的元大都竣工后，他隨即就主動辭去了參領中書省事的職務。（待續(x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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