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學者說“黃永年先生是孤傲之人”，又說“什么是孤傲？孤傲是一種深入骨髓的自信”，“知識分子從事的是創(chuàng)造性的活動，非自信不足以成事，無孤傲難以鑄就思想的豐碑。沒有孤傲，沒有藐視古今的胸懷，沒有懷疑一切的識見，就沒有《史記》，也不會產(chǎn)生什么《資本論》”（張懋镕《最后的孤傲——寫在黃永年先生誕辰九十周年之際》）。筆者深以為是，黃永年先生的人品和學術追求上的坦誠率直，正彰顯出他與眾不同的孤傲。
黃永年先生 作者/供圖
黃永年（1925—2007），江蘇江陰人。曾任陜西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委員，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領導小組成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古文獻研究中心兼職教授，《中國史研究》編輯委員會委員。黃永年先生博學多才，著作等身，在唐史及北朝史研究領域均有精深造詣，取得了卓越成就。他亦是歷史文獻學領域的學術權威，在版本學、目錄學、碑刻學、古籍整理以及唐代文學、古典詩詞小說等方面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學有師承
——踏上學術之途
黃永年先生從小在家鄉(xiāng)江蘇常州城的交蒲青果巷生活，父親去世得早，母親是小學教師，撫養(yǎng)他成長。在常州城里讀初一時，偶然讀到的呂思勉先生的《經(jīng)子解題》，成為他涉足學術園地的啟蒙書。高二時，他又在蘇州中學成為呂先生的學生，聽了呂先生開設的國文、本國史、中國文化史、國學概論四門課程，掌握了讀書做學問的基本方法，為今后的治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后來，得到呂先生的推介，讀了《古史辨》，認識了《古史辨》第七冊的編者童書業(yè)先生，并成為他的學生。抗戰(zhàn)勝利后又成為顧頡剛先生的學生。在幾位學術大師的指導下，黃先生學到對中國古史的基本看法，尤其是精密不茍的考證方法。他上中央大學、復旦大學時又和龍榆生、蔣秉南建立了深厚的師生感情?？芍^受業(yè)名門，學有師承。他最初寫論文是在新中國成立前上大學期間，曾發(fā)表《春秋末吳都江北越都江南考補》《李斯上書諫逐客事考辯》等，踏上學術道路之初便嶄露鋒芒。而就在此時，他讀到陳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和《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對其研究歷史的門道了悟在心，從此便對唐代歷史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也從此踏上了研究唐代歷史的漫漫長路。
探微發(fā)覆“樹新義”
——對唐史及齊周隋史研究的貢獻
黃永年先生的學術道路很不平坦。1950年復旦大學畢業(yè)后，被分配到上海交通大學任政治課教師。1956年遷校西安。1962年在校圖書館工作。在此期間，先生有空就努力讀史書，重理唐史舊業(yè)，對唐代兩稅法、河北藩鎮(zhèn)等問題進行了細致的研究。1978年先生調入陜西師范大學圖書館，協(xié)助史念海教授招收中國古代史唐史方向碩士研究生，1982年升教授。此后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全身投入到學術研究的工作中。
黃永年先生同陜西師范大學85級歷史文獻學研究生合影 作者/供圖
黃永年先生注重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來指導學術研究，如在研究唐代政治時不主張把古人現(xiàn)代化，抵制了那些庸俗的所謂“古為今用”的主張，并注重解決歷史研究中的實際問題。他的研究起始于武德貞觀時期，如李唐起兵、玄武門之變，之后又有武后奪權與武氏政治勢力、玄宗朝內廷宦官與外朝宰相之爭、安史之亂、馬嵬驛之變、藩鎮(zhèn)割據(jù)、肅代兩朝宦官宰相與皇帝的關系、兩稅法的實施、涇師之變、永貞革新、憲宗之死等。他力求在考察歷史的基礎上，進而探索歷史發(fā)展中的規(guī)律性以及歷史發(fā)展的脈絡和線索。他認為，唐代各個時期政治斗爭形式雖然不同，但幾乎都是統(tǒng)治集團內部的權力之爭，主要是對中央權力的爭奪，而宰相、宦官權力之升降又摻雜其中。這是研究唐代政治史的一個線索。另一線索則是如何對付周邊的少數(shù)民族，節(jié)度使由之設置，安史之亂以后更形成中央與地方藩鎮(zhèn)之爭。兩稅法即中央與地方藩鎮(zhèn)相爭在財權上的表現(xiàn)，在軍事上則是中央組建神策軍以遏制地方藩鎮(zhèn)對中央政權的威脅。這兩條線索可以說就是唐代政治史上各種重大事件呈現(xiàn)和演變的規(guī)律。
黃永年先生對上述問題“均做了深入剖析和精辟論述，眼光敏銳，見解深邃，考證縝密，視野開闊，或獨具創(chuàng)見，自成一家之言；或破除陳說，匡正前輩學者之失；或釋疑解惑，厘清千古疑案，皆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毛雙民《懷念黃永年先生》），而且“考證細密，饒有見解，引起國內外學者的注目”（汪榮祖《黃永年及其唐代研究》），因而編成《唐代史事考釋》，1998年由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出版。之后有《文史探微》《文史存稿》《樹新義室筆談》等結集出版。張國剛先生評價說：“這些過去陸續(xù)發(fā)表的成果結集出版以后，就更加凸顯了黃先生在唐代政治史上探幽發(fā)覆的系統(tǒng)成果。他似乎在全面清理唐代政治史研究中的種種似是而非的傳統(tǒng)看法。敢于向權威挑戰(zhàn)，在別人停止思考的地方提出自己的疑問，這是我閱讀了黃先生著作之后最深切的感受。”（張國剛《評黃永年〈唐代史事考釋〉等著作四種》）
黃永年先生認為，從齊周楊隋到中唐，反映的正是6—9世紀間中國政治社會和文化發(fā)展的歷程，而不去套用朝代起始時間分段。因此，對唐代政治史的研究到中唐即止，認為晚唐“特別是黃巢攻占長安顯示了神策軍的崩潰，從而轉入地方藩鎮(zhèn)相爭形成五代十國動亂的局面，至趙匡胤建立新的中央政權才重告統(tǒng)一。這實際是另一個研究領域”。也正因此，從1990年起，先生轉入齊周和楊隋的研究。這是“因為有若干重大的問題，如隋及唐初是否仍貫徹宇文泰的‘關中本位政策’，仍存在著左右政局的關隴集團；關隴集團的作用應如何正確評估；更從而推廣到唐、宋在整個中國史上的地位，以至如何從宏觀上來看中國社會和文化的進展等，這都不是就唐代來研究唐代所能解決的，有必要上推到齊、周、楊隋來探討”（《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自序之一》）。這一見解，令人耳目一新， “超越了一般的斷代史研究者，這是對中國古代社會發(fā)展的一種全局式的認識，其深刻處絕非斤斤較于錙銖者可比”。（張燕波《新視野下的中國中古政治史研究——〈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評述》）
此外，黃永年先生對齊、周、楊隋研究焦點聚集在對北齊文化、北齊的政治斗爭、宇文泰建立府兵制的原因、關中本位政策研究等方面，形成了數(shù)十篇研究論文，均有嚴謹精湛的推論而令人折服，還借此考察中國社會文化的發(fā)展歷史規(guī)律，做了宏觀分析。先生認為，西周、春秋是文武合一的封建領主制社會，戰(zhàn)國時期乃由封建領主制進入文武分途的封建地主制，至于魏晉時興起的門閥制度，實為此轉型期間領主制的一次回光返照，門閥制度與關隴集團之文武合一都是社會歷史發(fā)展進程中的落后現(xiàn)象，從封建領主制到地主制的轉型期，在門閥消滅的隋及唐初即已完成，此后唐宋兩朝可以說是進入了成熟的封建地主社會（黃永年《從楊隋中樞政權看關隴集團的開始解體》）。
2004年，黃永年先生在相關專題研究的基礎上，出版了《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系統(tǒng)將齊、周、楊隋至中唐的社會政治展示出來，成為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令學界矚目的政治史專著。學界評論該書，“以這六至九世紀的中國政治史為線索，圍繞舊史記載的歧誤和前人的研究成說，抉隱探微，發(fā)掘真相，提出了自己的認識”（孟彥弘《抉隱探微 發(fā)掘真相——讀〈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是一部超越前人和時賢的著作”（郭紹林《黃永年先生的治學三昧》），代表了這一時期政治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開拓治學門徑
——文獻學的奠基者
黃永年先生研治文獻學弘博暢達，造詣精深，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代表作有《古籍版本學》《古籍整理概論》《唐史史料學》《古文獻學四講》《史部要籍概述》《子部要籍概述》《清代版本圖錄》等。這些著作一經(jīng)出版，立即風靡學界，成為大學教材和青年學者治學入門的必讀書籍。如先生的《目錄學》講義，在《古文獻學四講》中占的體量最大，被譽為“新世紀的《書目答問》”（之后出版的《史部要籍概述》《子部要籍概述》即是在《目錄學》講義的基礎上對史、子兩部分內容做的擴充）。目錄學是讀書的門徑，清代乾隆時期編纂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是公認的打好史料學基礎的入門書，然對初學者來說，一是體量浩繁不易閱讀，二是乾隆之后的重要典籍沒有收錄而無從了解。清末張之洞為指導初學文史者而撰著的《書目答問》，羅列了古代基本書目，比較簡明，但僅列書名，也不適合初涉文史者閱讀。黃先生在繼承張之洞的基礎上，立足于當今的學術視野和“五四”以來新的學術認知，精心選擇各領域內最基本的著述，在分類上“更適合現(xiàn)代學術需要，敘述更注重學術發(fā)展的系統(tǒng)性”。尤其是“通過簡明扼要的敘述，闡明了相關學術源流，揭示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述”。這不僅使讀者“擺脫了目錄學學習中死記書名、作者、內容的枯燥和艱澀”，還可以“初步了解各類著述背后相關的學術源流”，“從而使讀者通過這些代表性的著述來認識一個時代的學術風尚，在此基礎上去采摘利用具體文獻的史料價值”。這正是“這部《目錄學》講義最大的特點和特別值得稱道的水平與眼界所在”（辛德勇《研治古代文史的必備入門書籍——讀黃永年先生著《古文獻學四講》）。
《唐史史料學》是反映黃永年先生目錄學功力的一部重要著作。他在該書自序中講到，力圖要把“介紹的書都認真讀過或用過，有些還作過深入的研究，不曾過目的書決不說，研究得不深的也決不亂說，決不用官腔來敷衍塞責。同時，自己研究的心得和取得的新成果、新見解，則盡量告訴讀者，毫無保留”（黃永年《唐史史料學·自序》）。將書中所提供的唐史史料源流、價值以及應該如何利用等，講得清楚明了，因而這部能夠充分反映黃永年先生目錄學功力的著作，成為研究唐史者人手一冊的必備書籍。
黃永年先生對古籍版本有獨特而精深的研究，堪稱繼踵王國維、趙萬里之后的當今頂尖的古籍版本學家。先生認為，讀書需要講究版本恰如選擇書籍同等重要，因此他的《古籍版本學》是學習版本學知識的最佳入門之選。其內容分為兩大部類：一為版本鑒別與版本史，講版刻特點及其變遷；一為版本目錄，講某一種古籍曾有過哪些版本，闡明版本之間的相互關系。而先生在版本學上最大的貢獻，就是從宏觀視野出發(fā)，系統(tǒng)梳理了版本學發(fā)展過程中所存在的各種因素，完成了對中國古籍版本學學科體系的構建：明確指出研究古籍版本特征的主要著眼點為字體、版式、紙張三大要素?？茖W簡明，層次清晰；進一步完善了趙萬里先生總結的宋元本體系，更為深刻地分析歸納其特征；填補了趙萬里先生未曾致力的明清刻本體系。“開辟了更具有歷史學意義的版刻史研究路徑，為中國版刻史研究，打開了一片全新天地”，是“百年來中國古文獻研究的卓越成績之一”（辛德勇《黃永年先生與古文獻學研究》），代表了當今版本學的最高水平。
《古籍整理概論》是黃永年先生的重要學術成果。這一著作對于從事文獻學和古籍整理的工作者而言，是一部學術含量很高、頗具指導意義的著作。主要內容涉及底本、影印、?？?、輯佚、標點、注釋、索引等方面。許多方法是先生自己進行古籍研究的經(jīng)驗之談，因此能夠層層深入：從古籍善本的含義到底本的選擇；從甄別不同版本淵源遞嬗到?？钡睦碚撆c實踐方法；從蒐集輯佚失傳古書到編制古籍索引的具體操作；從宋人的句讀到新式標點古籍；從經(jīng)傳義疏到“合本子注”，以及對?？庇浕蚩籍惖淖珜?、對古書序跋的存舊主張、對古籍描潤的細節(jié)操作，無一不是從概念、術語到古籍整理實踐理論上的循循善誘。黃永年先生學識淵博，雖然他不是整理古籍的專業(yè)工作者，但一生閱讀古籍不輟，尤其對“前人整理古籍的成果以及若干年來出版的經(jīng)過整理的古籍新書也多有涉獵，對如何整理古籍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因而，他以獨特的視角，用典雅流暢的文字，深入淺出地講述著古籍整理的理論、方法，從而形成了邏輯思維嚴謹、理論體系完整、極具指導意義的古籍整理專書，倍受學術界從事文獻整理與研究工作者的喜愛。
黃永年先生強調學術要創(chuàng)新，在治學上不剿襲，不雷同，有心得，有新義。“黃永年的學術研究是求真的心旅歷程，是與非是不容含混的”，他并不迷信學術權威，只要看出前賢研究中存在有未盡妥適之處，都會明確提出自己的觀點并撰文商榷。黃永年研究唐史頗得陳寅恪先生的啟發(fā)，“他對陳先生十分敬重，但對其隋朝和唐初依然存在關隴集團的說法，‘胡’與‘狐’的關系，安史之亂主力羯胡即昭武九姓胡的觀點，都一一撰文辨析”。并且在武則天的研究中，對郭沫若先生的觀點、在兩稅法研究中對王仲犖先生的觀點都進行了糾正。“這些閃爍著真知灼見的論文，無不晃動著一個個性鮮明的黃氏自我，真正做到了學術乃天下之公器。”（郭紹林《黃永年先生的治學三昧》）同時，這也正映照出他毅然與時下平庸、功利乃至巧取豪奪，欺世盜名的學術亂象不兩立、不妥協(xié)的正大品質。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黃永年先生是教書育人的楷模。先生自1979年起獨立指導唐史、歷史文獻學兩個專業(yè)的研究生已近百人。研究生的必修課及多數(shù)選修課均由先生親自開設，先后開設過史學概論、目錄學、版本學、碑刻學、唐史史料學、唐史專題研究、文史專題研究、《舊唐書》研究、韓愈詩文研究、《吳梅村詩》研究、《太平廣記》研究、文史工具書等十余門，教材也全部由他親自撰寫。先生培養(yǎng)的唐史學、歷史文獻學研究生，許多已成為國家的棟梁之材，他所傳授的唐代史學、古典詩文小說研究、歷史文獻學早已后繼有人，先生治學嚴謹、學風樸實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也已經(jīng)薪火相傳、發(fā)揚光大。
黃永年先生為人正直坦蕩，雖數(shù)歷坎坷而志向不渝，為我國教育和文史研究事業(yè)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他的《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及諸多專著論文對中國古代文史研究及歷史文獻學科的影響是不朽的。先生平生所奉，正如他所言：“科研是要多出成果為學術大廈添磚加瓦，為自己的國家爭光彩；教學是培養(yǎng)青年使后繼有人，且能超越前人。至于其他得失榮辱，就都是身外之物了。”（《文史探微》自序）先生的所作所為誠如斯言，他將全部心血都投身于學術研究而耕耘不止，將畢生精力都傾注于教書育人而孜孜不倦。
先生的教澤必將長裕而無絕，先生的事業(yè)必將長青而不朽，先生的孤傲精神必將長存而永生！
（作者系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