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崢嶸歲月中的冀魯抗日中學
郭澤民
彈指一揮，四十年已經過去，但我始終難忘在那抗日戰(zhàn)爭最艱苦的年代里誕生和成長起來的母校--冀魯抗日中學。因學校誕生的不平常，我們在校學習和生活的不平常，所以每當回憶起這段歷史，總有一種特殊的感情。
(一)
一九四O年初春，國民黨反動派勾結漢奸汪精衛(wèi)積極聯(lián)日、反共，肆擾國土，掀起抗戰(zhàn)以來第一次反共高潮，日寇乘機而進，“建立東亞新秩序”，實行“強化治安”，日趨加劇地向我“掃蕩”、夾擊；自然干旱、蟲災曼延，田地荒蕪，餓殍遍野。外侵、內患交織一起，冀南人民正處于水深火熱之中，抗戰(zhàn)形勢已處在緊要關頭。我黨、政、軍干部、戰(zhàn)士，奮起實行節(jié)衣縮食，自力更生，堅持對敵斗爭，與人民生死與共。
越在“生死已到最后關頭”的時刻，越感到加強干部隊伍建設的重要。當時活動在冀魯邊界地區(qū)，以解魯民(解放后曾任濟南師范學院院長)為校長的冀南三分區(qū)干部學校，于一九四O年二月間擴大招生，經我抗日政府和各地黨組織保送來一部分失學青年和少數(shù)在職干部到校學習。隨著人員的增加，上級派魯大東(曾任四川省省長)、趙玉清(曾任河北省輕工業(yè)廳廳長)來學校加強領導。由于“干校”青年增多，年齡結構發(fā)生變化，為“培養(yǎng)有文化的抗日建國后備干部”，在魯西北(現(xiàn)山東冠縣為中心的一帶)活動期間，由魯西北專署專員王笑一(曾任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長)倡導，將干校由短訓班改辦成學習期間較長，而且較正規(guī)的學校。于是冀魯抗日中學就在一九四O年四月于元城縣北峰村成立了。王笑一兼任校長(一旦轉移衛(wèi)河西側，商定由冀南三專署專員唐哲明兼校長)。原干校校長解魯民提任副校長(負責具體工作)，馮洋舟(七九年故于邯鋼)、姚令予(女抗戰(zhàn)中犧牲)分任訓育和教育工作，韓培文管理總務，李一黎、權子舟先后是大隊長。
初建校，學生僅五十余人，曾一度與以前已經建起的、由魯西北專區(qū)領導的衛(wèi)東中學(校長林遠)合并，活動于大名金灘鎮(zhèn)以北、南館陶以南的北堤一帶。時間不久，領導上決定學校轉移到衛(wèi)河以西，正式歸屬冀南三專署領導。不久，三地委又相繼調來吳韜(曾任河北醫(yī)學院院長)、王琳(曾任河北師大校長)兩位副校長。隨著干部的增加和機構健全，學校黨的組織也建立起來了，馮洋舟是學校第一任黨支部書記。秋末，馮調冀南區(qū)總工會后，調原大名七師學生、當時在元城工作的劉亞南(現(xiàn)湖南省副省長)接任支部書記，公開職務是指導員。教導處工作由白冰瑩和陳自（現(xiàn)任東北電力學院黨委書記)擔任。在解魯民調專署任教育科長后，吳韜接任第一副校長。四一年春，孟夫唐接唐哲明任專員兼學校校長。在這之前，衛(wèi)西曾一度環(huán)境緊張，又重返衛(wèi)東四從樓一帶活動了一個短暫時間。隨著學校機構的健全和加強，黨的支部工作也逐步地健全起來了。在支委中有學生黨員趙建新、劉恩樂、趙善政等。
這年的麥黃季節(jié)，學校又相繼通過各地黨組織物色、保送來一批青年。雖然，在黨內作了大量工作，但是，由于環(huán)境惡劣，原計劃的招收人數(shù)未能達到。“考試”那天，到廣平縣李白營學校駐地應試的僅有崔新民等四個人。爾后，只好隨到隨取，測驗也不那么嚴格，學生人數(shù)逐漸增加到百人左右，基本上都是各地黨組織、政府介紹選送的。如首批到學校的趙建新、趙善政、許言午等，就是張寒秋(后改名李耕，曾任大名縣委書記多年)送來的。當時不到十五歲的王壽重，是參軍后從部隊上又來學習的。因未經過考試，程度參差不齊。一旦工作需要，就隨時調出，有時一次就調出十多人。這些分別來自大名、館陶、冠縣、廣平、邱縣、臨清、曲周、肥鄉(xiāng)、武安、邯鄲、永平、魏縣、南樂等十多 縣的有志青年，在“中國向何處去”的危急時期，能夠胸懷一顆“抗戰(zhàn)必勝，建國必成”的雄心和建立一個政治上自由、經濟上繁榮的嶄新中國的愿望，毅然從敵我爭奪的游擊區(qū)和日寇統(tǒng)治森嚴的占領區(qū)，投奔到我們這個革命的大熔爐來，萍水相逢，格外親切，一個強烈的革命理想緊緊地系在一起，共同接受著嚴峻的考驗，投主了緊張而又艱苦的學習和生活。
嚴冬到了，在震撼全國的“百團大戰(zhàn)”取得偉大勝利的凱歌聲中，學校的抗日氣氛更加高漲。在所有走到的村莊，到處唱起了《百戰(zhàn)大戰(zhàn)之歌》、《抗路歌》等。同學們還把數(shù)首抗日歌曲自編成活報劇，更加形象地做到走一村、唱一片，轉移一處、演唱一處，借以教育和鼓舞人們的抗日熱情和堅定抗戰(zhàn)勝利的信心。在“百團大戰(zhàn)”的戰(zhàn)役中和戰(zhàn)役后，還多次發(fā)動與帶領群眾到廣(平)、肥(鄉(xiāng))、曲(周)、邱(縣)敵人的封鎖線，去挖公路、割電線、平毀封鎖溝。有的還遠途跋涉去破壞平漢鐵路。
我們的學校就是在這樣惡劣的環(huán)境下誕生，在戰(zhàn)火紛飛中成長，在經常的行軍途中，同人民生死與共的情況下，邊工作，邊學習。在濃厚的火藥味里，堅持著艱苦的游擊戰(zhàn)爭生活，度過了近三個嚴冬盛夏。
(二)
活躍在衛(wèi)河兩岸的這批熱血青年，從入學的第一天起，就下定決習，充分做好了在惡劣環(huán)境里磨練和隨時做出犧牲的思想準備。
我們盡管出身于不同的家庭，然而，為了拯救民族危亡，在那崢嶸歲月里，能夠同黨政干部一樣，享受著每天一斤小米，五分錢菜金的供給制待遇都感到非常的滿足。四O年夏天，還發(fā)給我們一件粗布單衣。四一年開始，因日偽不斷騷擾，加之自然災害，搞得我根據(jù)地財經十分困難。領導上從實際出發(fā)，只能供給我們中來自敵占區(qū)和家境特別困難的同學必要的生活補貼，這在同學中是能夠完全諒解的。平時的生活標準，只能是小米飯加蘿卜咸菜，到緊張時，一時搞不到糧食，連起碼生活也感到困難，偶爾能吃上一頓白饃，師生們高興得欣喜若狂，甚至有的同學不肯一次吃完，留下半個以后再吃。如此生活標準，學校里仍充滿著生機。當時，有個叫郭玉亭的同學還風趣地編了幅對聯(lián)，張貼在臨時的飯場上：“稀米飯，稠米飯，稀稠米飯；紅蘿卜、白蘿卜，紅白蘿卜”，橫批是“艱苦奮斗”。它表達了我們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也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實際情況。同學們看了個個稱好。這幅富有時代生活背景的大作饒人回味，流傳至今。
生活上如此，學習上內容多變，在當時的條件下，只能夠因人設教，因時、因事、“就地取材”，根據(jù)教員特長，確定課程。以《語文》為例，主要學習報紙上的通訊報道文章。曾清楚地記得，有一篇反映農村肩擔的賣油販，在聽到我軍打了勝仗后主動把油挑去慰勞軍隊的《棉油不賣了》的通訊，就是選自三地委機關報《人山報》。解魯民會日語，就開設日語；陳自是燕京的大學生，講授地理；劉亞南在地方做政治工作，就擔任政治課；陳文峰(抗戰(zhàn)中犧牲)本是數(shù)學老師，因為他熱愛文字改革，在新文字上有一定造詣，還開設了新文字課等。有的一門課程要幾個老師輪流擔負。有時還要聘請《人山報》總編輯胡林 (現(xiàn)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來講《新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課。說真的，在老師中，多是名牌的大學生。至于教材，除了《新民主主義論》外，其它的教學課程沒有一種是定型的，都是隨備課、隨講授，都是要親自撰寫講義，由僅有的兩塊“老掉牙”的鋼板，刻印成活頁發(fā)給學生。上課更為簡單，摳下墻上的石灰塊當粉筆，借來老鄉(xiāng)門板當黑板，課堂不分春夏秋冬，不分嚴寒盛夏都是在樹林中、廣場上。冬季寒冷難熬，鋼筆凍的根本不出水，稍一會就靠口氣哈一哈來堅持，所用的鋼筆尖和墨水，也是自制的。在艱苦的游擊環(huán)境中，如此簡陋的生活與學習也難以保證。為避開日寇襲擊，三天兩頭都要身背背包，夜間行軍轉移村莊。每次行軍，近者數(shù)里、十幾里，遠的達七、八十里，甚至，有時為迷惑敵人，晚上出發(fā)，繞行幾十里，趕天亮前再重回原村住下。在漫長的日子里，經常長途而頻繁的行軍，年紀大的同學可以堅持，對于為數(shù)不少的小同學卻有些吃不消，有時在行軍途中走著就睡著了，撞在前邊人的身上，驚醒后再趕跑幾步追上隊伍；有時還蹲在村外老半天，探聽好駐村的消息后，才敢進村；有時恐驚動老鄉(xiāng)的狗叫會暴露目標，就干脆在老鄉(xiāng)打谷場上的草堆里過夜。日復一日，同學們處于奔波之中。
在嚴酷的環(huán)境中，老師們更辛苦，要經常照顧同學們，如劉亞南等顯笪格外忙碌。有的家長來校探看孩子要親自接待，介紹情況，使他們放心而回；有的同學病了，一方面幫助治療，一方面還要鼓舞同學向疾病進行斗爭；有的出現(xiàn)思想問題，要循循善誘，促膝談心，從而堅定勝利的信心，克服暫時困難，……。早操時，老師們又要經常提前到場；每頓開飯時，一個班的學生圍簇一圈用餐時，老師們總是“巡視”一周，在沒發(fā)現(xiàn)問題時，才肯平靜地去吃飯；晚間，同學們酣然入睡了，老師總要沿待走巷逐屋查鋪，給睡覺“不老實”的小同學蓋被子。諸如此類的具體事情，許多，許多，樁樁件件都凝聚著學校領導和老師對學生的關心和愛護。在那個年代，師生之間，同學之間結成的深情厚意，難以言表。毫不夸張地說，真是師生親如父子，同學勝似兄弟。大同學總是無微不至地像關心自己的小弟、小妹一樣來關懷小同學們的衣、食、住、行。從校長、主任、老師到同學，在任何時候都能體現(xiàn)出和藹可親，體貼備至，共同分享著大家庭的溫暖。當時的領導干部更累呀！除了一切待遇和學生一樣外，他們還分擔具體的教課任務，轉移一住下，就得擠時間備課、批改作業(yè)。備課也并非易事，要靠“找米下鍋”，哪里有什么《教學大綱》和《辭典》之類的參考呀？所謂的“語文”課，也就是緊密聯(lián)系現(xiàn)實生活的政治課。在當時的情況下，也只能這樣。之所以學校政治空氣高，在如此困難的條件下，這棵幼苗能夠茁壯地成長，而且壓不垮，摧不爛，經常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起著主導作用。久而久之，老師成了學生最信賴的人。因之，在風云變幻莫測的日子里，到處都可以聽到同學們的歡歌笑語。
長期的游擊生活，養(yǎng)成了一套軍事化作風。每到一地，師生共同制定的多種制度照辦不誤，人人事事都能自覺地嚴格按照《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辦事，常年累月地堅持打掃街道，給房東和軍、烈屬“擔滿缸”(水)，向村民宣傳形勢等，抽時間還要幫助老鄉(xiāng)們干活，在公產“廟地”上植樹。十多年過去后的五三年，我曾重返學?；顒拥呐f地，師生在廣平縣張孟村親自擔水栽的大白楊已是參天大樹了，在風吹樹枝嘩嘩作響中，又仿佛看到了當時我們爭先恐后沸騰的勞動場面。早操時，照例要唱我們的《冀魯抗日中學校歌》：
“在冀魯平原上，
在衛(wèi)河之岸旁，
我們一群青年，
聚集一堂。
學習努力，生活緊張。
不怕環(huán)境惡劣，
迎接敵人掃蕩。
完成學習任務，
肩負著祖國的希望。
……。”
這支歌子是原冀南文化救國總會副主任朱丹同志于建校不久，到學校來工作時，專門為我們譜寫并親自教唱的。它在當時確實起了相當積極的作用，鼓舞著我們的革命士氣，激勵著我們的學習熱情，鞭策著我們克服了一個又一個困難和沖過了日寇三次大規(guī)模的“鐵壁合圍”。這首歌，也確實描繪出了我們當時的情況。雖經歷了四十多個春秋，可是這支歌子，一直在耳邊迥響。每日三餐之前，要列隊唱《我們的糧食是老百姓供給的》歌，使同學們永遠銘記：我們是來自農民，養(yǎng)育我們的是農民，不要忘記農民，要時時事事關心、體貼農民。由于牢固地樹立起這個觀念，所到之處群眾關系都搞得火熱，天長地久，老鄉(xiāng)們都把我們當成自家人。房東總是主動騰房子，糊窗戶，借碗、筷等用具給我們。嚴冬季節(jié)，行軍到晚上來不及搭鋪，就摘下屋門，睡在門板上或地上。每人唯有一條薄被，只能鋪一半蓋一半。有時風雪掩蓋了被子，仍睡得滿香。再凍的受不了時，就四個人合鋪登腳兩頭睡。盡管擠一點，倒還暖和舒適。老鄉(xiāng)們見此情景，心疼的都掉下了眼淚，稱道是“好孩子”，還非要我們當他們“干兒子”、“干閨女”。老鄉(xiāng)們的摯誠，感動得我們也落下眼淚。在當時，老鄉(xiāng)們生活在“吃了上頓摸不著下頓”的日子里，還經常把視如命根的一點不肯自己用的紅薯、花生給我們吃，推都推不出去，房東滿意地看著我們吃下去才肯離開。人民確實教育了我們。諸如此類的事，舉不勝舉。在艱難年代里培育出的骨肉情感，是純潔而真誠的，表現(xiàn)出了魚水相依的親密無間的友情，時至今日，記憶猶新。
嚴酷的游擊環(huán)境，不得不迫使我們養(yǎng)成一種“和衣而眠”的習慣。加上老鄉(xiāng)房子緊缺，只能一個班十來個人擠在一個不足八平方米的土坑上。被人們稱之為“革命蟲”的虱子在衣服、被子里到處都有，白天亂咬，渾身發(fā)癢；到了夜間，根本使你難以入睡。實事求是地說，在衣服縫里，簡直要連成串了，身上一片片都抓破流出了鮮血。沒有辦法，只好每晚休息前或早起時，同學們圍在棉油燈下打一場“捉虱子殲滅戰(zhàn)”。尤其厭惡的是疥瘡，更折磨得難堪。干疥稍感幸運，濃泡疥瘡，嚴重到使人行走艱難。夜靜要架燃谷草，再向身上抹滿豬油拌硫碘的“疥藥”，烤的渾身流汗。同學們還幽默地說：“在家還是爹娘，得病還是疥癢”。當時為了輕裝，哪里有多余的衣服換呀！要洗，遇上夏天，只好光著膀子，或借同學的，待晾干后穿上；到了冬季，只好搞點草柴呈借烤疥瘡的機會，在大火邊烤干。說起洗衣服，就是靠從老鄉(xiāng)的爐灶下掏來的草木灰，用過濾的水或是割把“灰灰菜”擠出汁搓洗。當時根本買不到肥皂，就是有也買不起。能用一角八分錢買上一袋“金牛牌”牙粉，就夠闊氣。大多數(shù)同學刷牙，全靠的是硝鹽。在如此艱難困苦的戰(zhàn)爭年代里，我們沒有悲觀，沒有動搖，沒有退縮，憑著一顆崇高的革命信念，堅持著，堅持著……。
學習緊張，業(yè)余文化生活搞得很活躍。共產黨員發(fā)揮了很大作用。學校里建立了業(yè)余宣傳隊，由學生中的黨員帶頭搞起了“劇團”。那時的黨組織還處于秘密時期，多數(shù)同學不可能知道。誠然，在同學中處于對黨的熾熱感情，在平時的接觸中，從模范帶頭作用上也會使人猜測出來，如李文明(現(xiàn)任湖北省委顧委秘書長)、趙建新(現(xiàn)青海省經委主任)、郝長征(現(xiàn)天津市機械配件公司書記)、崔新民(現(xiàn)湖南省外事辦主任)、韓洪章(現(xiàn)名肖寒)、趙善政、劉思樂等自然地成為同學心目中受敬佩的人。他們的模范帶頭作用，贏得了廣大師生的贊許。因而，在工作和學習中，形成強有力的戰(zhàn)斗堡壘。這些黨員同學遇有重大事情都通過群眾去付諸實施，比如“七七”、“九一八”和“校慶”等，他們都要率先行動借老鄉(xiāng)的門板，搭起土臺子，演出有關抗日內容的節(jié)目。在當時戰(zhàn)爭環(huán)境，能看到一場“文明戲”，老鄉(xiāng)們是很歡迎的。就是平時，這些同學都能身先士卒做到進村搞宣傳，離村查紀律，隨時講評，使全體同學養(yǎng)成了一種自覺的行動。四一年舉行的“校慶”一周年，是在離肥鄉(xiāng)四十華里的雞澤屯(曲周、廣平縣交界處)舉行的。那天，肥鄉(xiāng)縣抗日政府、抗日高小和周圍的“青抗先”、兒童團都來祝賀。會上，還演出同學們自編的節(jié)目，顯得過節(jié)一般的熱鬧。當天，還破例的宰了一只羊，每人兩個饅頭，師生們圍在一起舉行了“大會餐”。師生們個個高興得喜出望外，老鄉(xiāng)們也對我們的革命樂觀主義倍加贊賞。圍觀的人感慨地說：“你們學校除了學習外，還是宣傳隊、工作隊、真是一點也不含糊！”
一九四一年春，蔣介石制造“皖南事變”后，親日反共的面目徹底敗露，社會上的牛鬼蛇神群魔亂舞，這是第二次反共高潮達到高峰的時期。日寇便借助于這點，集中兵力對我進行分割、圍剿，頻繁地進行殘酷的“掃蕩’，“囚籠政策”步步逼緊。消息傳來，使這一帶干部群眾的情緒受到了直接影響。我們懷著無比義憤的心情，分赴周圍鄉(xiāng)村，向群眾進行了廣泛宣傳“皖南事變”的前前后后，國民黨蔣介石一意孤行的反動面目，我新四軍將士奮不顧身、英勇抗擊、血戰(zhàn)七晝夜所受到的巨大損失等，激起了群眾對國民黨反共、親日罪行的滿腔怒火；對蔣介石政府進一步加深了認識；對我黨、我軍抗日救國方針更加信賴，堅定了信心。我們所到之處，《皖南淚》歌聲響徹全村，對后來的發(fā)動群眾參軍參戰(zhàn)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四一年秋初，上級根據(jù)毛澤東同志指出的“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就不會勝利”的講話精神，結合我們學校參加社會活動的實踐經驗，更加意識到培養(yǎng)有文化的抗日后備干部的重要。當時，在我軍連克肥鄉(xiāng)、廣平、成安、沙河等縣城后，日寇對我冀南區(qū)的“掃蕩”更為加劇，妄圖消滅我軍主力。在冀南區(qū)處于最艱苦的時期，領導果斷地做出決定，在學校暫住地--肥鄉(xiāng)縣北營(肥鄉(xiāng)東北二十華里)又招收了一批學生，來更多地培養(yǎng)抗日骨干力量，以適應形勢的需要。因為當時社會上產生了一種“恐日(本)病”，所以原來設想的招生計劃沒有實現(xiàn)，大部錄取才收了三、四十人。“考場’設在北營村南邊的一個干枯的坑塘里。有的靠在大樹上，有的伏在膝蓋上，還有的趴在地上來答卷子。時間不到半天就考完了。錄取后通知報到時，又少來十多人。盡管這樣，學生人數(shù)已達百人以上，連教職員工總計約一百人多一點。
這年仲秋，日寇的氣焰進一步囂張，繼搞起第五次“強化治安’，周圍縣城的敵人幾乎天天出動掃蕩、圍剿，燒、殺、搶、掠，使人們的活動范圍越來越小。從廣平、肥鄉(xiāng)邊緣地區(qū)逐步東去，向曲、廣、館接壤地轉移。當時，敵人在縣與縣之間已經普遍修筑或正在修筑公路，靠公路旁又挖了深約一丈五、寬兩丈的“封鎖溝”，使我們局限在很小范圍內活動。條件雖苦，可是黨校的政治氣氛卻更濃。白天仍繼續(xù)在樹林里堅持學習，夜間曾多次配合軍民到遠離駐地三、四十里開外的封鎖線去破公路、割電線、催公糧、收軍鞋、搞募捐……。這樣的忙碌，我們不但不感到疲勞，而且都還覺得十分有趣，同學們形容是給敵人“捉迷藏”。每取得一次破獲敵人交通的勝利，都為之莫大安慰和驕傲。為什么環(huán)境緊張不退縮，生活艱苦勇進取呢？除了經常的思想政治工作外，就是“上大課’的作用。在那樣的艱苦歲月中，最多不過一兩個月，我們學校和專署直屬機關以及附近的縣、區(qū)干部，都能集中在駐地樹林里，聽一次“大課”。曾記得，給講過大課的多是冀南區(qū)黨委和三地委的領導同志，有張策、李大章(曾任四川省委書記)、王幼平(當時八旅政治部副主任、曾任外交部副部長)、陳再道(當時冀南軍區(qū)司令員)、王笑一、肖永智(當時的新八旅政委)、喬曉光(冀南三地委書記，現(xiàn)任廣西第一書記)、楊易辰(地委宣傳部長，現(xiàn)任最高人民檢查院院長)，還有一位據(jù)介紹是十八集團軍的一個姓周的部長也給我們上過“大課”。在講的內容上，有國際、國內形勢，有針對當時干部群眾思想問題的專題，有大家最關心的大事件，有各個時期的工作任務。每次“大課”，都給人以鼓舞，給今后指明了方向，有理有據(jù)，百聽不厭。偌大的會場，在數(shù)千人面前講話，聽者鴉雀無聲，一動不動。這樣的活動對于我們來說，的確是一種精神上的巨大享受。每一次“大課”，就猶如一次加油站，給我們樹立信心，增加勇氣。還有一次由日本反戰(zhàn)同盟華北支部秋山良照(據(jù)有的資料提到說后來回國當了日共中央委員)和水原建次郎等，演出的反映日軍反戰(zhàn)情緒的話劇，使我們很受啟發(fā)，更加堅定了“日寇必敗，我們必勝”的信心。
為了貫徹黨中央“團結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號召，針鋒相對地反對國民黨的假“三民主義”，我們學校還選出代表七人，其中有副校長王琳和原大名七師教務長晁哲甫(曾任河南省副省長)參加在威縣召開的冀南區(qū)選舉工作。連我們所選的代表總計二十八人中，一致推選丁哲民為冀南區(qū)參加晉冀魯豫邊區(qū)政府選舉中的學校代表。
隨著抗日形勢的發(fā)展，學生人數(shù)很不穩(wěn)定，學生經常有進、有出，各地保送來學習的時有發(fā)生，雖然也有測驗，但并不嚴格。在出的人中，有因某個地方急需而調走的，如調吳風歧等到永(年)北對敵斗爭嚴酷的地區(qū)去工作；有的是接受黨的指示進行深造，如馬杰三等到延安去學習。當然也有經不起惡劣環(huán)境的考驗，自動退學的?？梢哉f，學校的絕大多數(shù)都在為著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奮發(fā)學習，隨時準備著迎接可能發(fā)生的更為艱苦的考驗。
不僅要學習，而且要工作，還要搞武裝保衛(wèi)。隨著形勢的變化，我們參加社會活動越來越多。除了就地搞宣傳工作，還要發(fā)動群眾支援前線，經常抽調去協(xié)助政府搞些力所能及的臨時性的緊急任務。有一次，已進入嚴冬季節(jié)，我們幾位大同學跟隨當時專員兼校長孟夫唐一起，越過敵人幾道封鎖線，淌過已經結冰的滏陽河水，到永年北面云征收公糧，動員群眾參軍等。為了工作上的需要和學校的安全，便于警戒，上級還給我們配了二十多條槍和一部分手榴彈，好應付突然事件。
冀魯中學這個響亮的名字，在衛(wèi)河之畔，太行東麓，引起人們的關注。我們的群眾工作，艱苦辦學和戰(zhàn)地動員工作等，多次獲得地委、專署的贊揚。喬曉光、楊易辰等領導同志不斷來學校作具體指導和幫助解決問題?！度松綀蟆飞弦捕啻伟l(fā)表有關學校這些方面的宣傳報道，都給我們以極大鼓勵。
(三)
在我國抗日戰(zhàn)爭最艱苦、最困難的時期，也正是世界法西斯勢力最猖狂的時期。蘇德戰(zhàn)爭爆發(fā)后，日本帝國主義繼續(xù)發(fā)動了太平洋戰(zhàn)爭。德意日進一步勾結，妄想稱霸世界。日寇的胃口越來越大，猖狂的程度登峰造極，僅就日寇在冀南三分區(qū)一帶的小范圍的“掃蕩”已無法計算，涉及到十余縣，糾集日偽軍萬以上大規(guī)模的“鐵壁合圍”，從四二年一月二十日到四月二十九日，不到一百天的時間內就有三次。“合圍”過后，慘不忍睹。老鄉(xiāng)們面面相覷，沉默躊躇，只能相互交換下安慰的眼神。這對于我們，得到的乃是從戰(zhàn)火中受到了最生動、最實際的抗日救國教育和一場具體的檢驗與鍛煉。
在一九四二年春節(jié)前的一月二十四日，這一帶人們都習慣的稱之是“臘八”節(jié)(即陰歷十二月初八)，該吃“臘八粥”了，人們在苦難之中，露出了點笑臉。祈禱老天保佑，過個平安春節(jié)。同時，也為年關的生活發(fā)愁而忙碌不休。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的“臘八”節(jié)，日寇集中大名、廣平、成安、肥鄉(xiāng)、永年、曲周、丘縣、館陶等數(shù)縣之敵，對我曲、邱、館、廣邊沿地帶僅有的一塊根據(jù)地，進行了第一次大規(guī)模的、非常殘酷的“鐵壁合圍”。
“臘八”頭一天，伙食員就忙著準備。這天一起早就做好飯，好讓我們“飽餐”一頓。就在我們駐地留女固村(廣、曲、館三角點上)西南方向十華 里的蔣莊、未莊一帶有熾白色燈光和隆嗚聲音，擔任警戒的同學意識到情況異常，(那時候，是輪流值班提任警戒任務，大個子背槍，小個子看香。沒有鐘表，以點香來計算時間)經匯報后，全校師生迅速起床，打好背包，集中在村東的打谷場上待命。天蒙蒙亮時，我們按上級指示踏過坎坷不平的黃河故道，向東南方向館陶縣的拐渠進發(fā)。為安全計，讓小同學和女同學先走。當大同學剛離村時，村南邊的日寇就發(fā)出激烈的槍聲。子彈打在了兼管刻寫員韓家麟背包里的鋼板，而沒有被打透受傷。一路上，情況十分緊急，日本的“紅膏藥”旗到處可見，敵人機槍掃射之烈，連頭也難抬起。有幸，那天正趕迷眼大風，師生們才幾步一起一伏地喘著氣，跑出了敵人的包圍圈。腳未停穩(wěn)，又聽到南館陶敵人要增擾的情報，馬不停蹄地轉向西南方向，隨著地委和專署等工作人員躲開了敵人，經館陶西河寨、廣平潘寨、大名謝寨、西司莊、屯頭，走走停停，周旋達六、七十里。幾乎一個整天的時間，總算在大名縣屯頭村才吃上了一頓飯。在夜幕將要降臨時，大名的大隊敵人稀稀拉拉的從謝寨經老陶營南去，我們乘機沿著通向謝寨的戰(zhàn)備溝陶蔽著北去，夜宿在廣平縣北張村小學校的課桌上。一個整天，近八十里的盤旋行軍的疲勞，全部在這里消失了。第二天(即陰歷十二月初九)一早，又重返留女固村，僅僅才一天的時間，這村卻被敵人糟踏的不成個樣子。雞、豬幾乎被殺光，衣物被搶劫大半，個個老鄉(xiāng)都眼含著淚水，憤怒地注視著這劫后現(xiàn)場。平時受吵鬧的孩子，大白天也不吵不鬧了。我們備好的“臘八粥”，也被敵人屙上了大便。日寇慘無人道的惡劣行徑，使人們難以忍受！
據(jù)知，敵人的“臘八合圍”，采用的是“拉網(wǎng)”驚魚的戰(zhàn)術，自南向北，由大圈到小圈，最后聚而殲之。敵人的主要目的，在于消滅我主力新八旅二十二團?？墒?，敵人的如意算盤沒打好。我軍指戰(zhàn)員在于笑虹政委領導下，表現(xiàn)出高度的抗日救國熱情。他們在西張孟、崔莊、侯村、煙屯等村多次激戰(zhàn)中，英勇沖殺，最后在曲周縣呂洞固西頭的李家地主大院里，面對僅有一墻之隔，敵多于我兵力的形勢下，我指戰(zhàn)員發(fā)揚了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堅守陣地，打退了敵人一次又一次進攻，消滅了大量敵人。入夜，我英勇的子弟兵終于突破了敵人的裝甲坦克的重重包圍，創(chuàng)建了冀南平原作戰(zhàn)史上著名的“呂洞固戰(zhàn)斗”，取得了反“合圍”的偉大勝利。也就在這塊土地上，不少英雄的戰(zhàn)士，在戰(zhàn)斗中為了我們和我們祖國獻出了年青的生命。時至今日，在呂洞固村后和侯村南地的翠柏叢中，還長眠著為了我們的幸福而光榮犧牲的烈士。
四二年春節(jié)放假回到學校才不多天，我們還是剛轉移到第一次遇“合圍”的留女固村，又遇到第二次“鐵壁合圍”。這次更為突然，敵人集中的兵力更多。我們仍然沿用上次的經驗，突圍時，指定熟知這帶情況的同學引路，當走到村東南黃河故道沙灘時，與日寇相遇。在密集的槍林彈雨中，一些老鄉(xiāng)倒下去了。在混亂中陳自主任自然成了指揮員，趁著槍聲稍息，發(fā)出“集合地點--馬連固！”頻頻的喊話。我們的王金中(館陶縣孟良寨人)同學就是這次到在血泊中，他是從大名師范剛合并過來的。敵人撤退后，師生們費了幾天功夫，才在曲周縣的馬連固村的一個大廟里集中起來。這次反“掃蕩”，我新八旅又立戰(zhàn)功，又有一些戰(zhàn)士為保護群眾而獻出了生命。在曲周縣西陽固村舉行的慶祝大會上，于笑虹政委身穿被敵人刺破的棉衣在臺上講了話。嚴峻的戰(zhàn)爭生活，激勵著我們心靈的風帆，象奔騰的熱流，追逐著我們勇往直前。烈士們?yōu)樽鎳?、為人民而獻身的英勇事跡激勵著我們，為了抗日的勝利，不惜犧牲一切。
經過“臘八合圍”和陰歷三月的“合圍”，社會上對學校的遭遇謠傳很多，一些學生家長很不放心，紛紛從幾十里、百里以外，通過敵人幾道“封鎖溝”和日寇的“炮樓”腳下，冒險來看望自己的親人。好些家長還向“觀音菩薩”許下“保平安”供品。這些來自遠方的親人，有的安慰自己的子弟好好學習，成為有用人才；有的要拉回到家去，待平和了再學；也有的出于溺愛，屈服于艱苦，讓孩子干脆回家種地去。但是，這些凝聚著時代精神的年青人，對于眾多的社會輿論和壓力，沒有動搖堅強的信念和為抗日勝利而學習的決心。相反，更增強了斗志。當然在艱苦的環(huán)境中，也有極個別人，墮落下去，文書門××、學生王××就投敵當了叛徒。“大隊長”谷經武，更進一步暴露了漢奸嘴臉，跑到大名充當了敵人的走狗。
谷經武逃跑后，引起我們強烈的憤慨。為了使大家真正認識谷的本來面目，全校師生用了近一個月的時間，開展了一場“反谷經武斗爭”，借以肅清影響，提高覺悟。從揭露的大量事實證明，谷經武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敵特分子(也有說他是托派的)。四一年春，谷分配來校工作時，上級已給學校黨組織交了底，由黨支部書記直接掌握并監(jiān)視。學校領導與專區(qū)保衛(wèi)部門保持著經常的聯(lián)系。谷平日的表現(xiàn)，證明是一個十分狡猾的家伙。他常以“正人君子”自欺欺人。他行政上是“大隊長”頭銜，平時很少講話，非常善長偽裝。在講話中有時講道“四·一二”事變時，還表示“沉痛”，假惺惺地擠出幾點眼淚。他的行為確實欺騙了某些不知底細的、幼稚的青年人。還有的誤以為他是黨員。在當時，黨組織處在秘密時期，對于所掌握的谷經武情況，也不可能讓大家知道。據(jù)所知材料：谷經武在臘八“合圍”以前，就通過勤務員外號“羅鍋”的，經常以“探家”為名，頻繁來往于大名城北約三十余里的廉山莊敵“炮樓”，密切與敵人聯(lián)系。在臘八“大掃蕩”中，谷更費盡心機，把學校領向敵人來向，企圖把我們引入虎穴。谷經武的陰險詭計，被學校當場識破，果斷地采取措施，背谷經武道而行之，才轉危為安。這次脫險，幸有學校黨組織的領導，才在四面受敵的情況下，免除了一場險境。事件后，繼又從郵包中發(fā)現(xiàn)敵人寫給谷的密信，谷被專區(qū)保衛(wèi)部門拘留。后來，在一次行軍途中，谷尋機逃跑到廉山莊敵人炮樓里。在“反谷斗爭”中，師生們又一次經受了考驗，增強了階級斗爭觀念，提高了革命覺悟以及在復雜斗爭中，如何來識別和處理復雜事物的自覺性。
“臘八”和三月間兩次大規(guī)模反“合圍”反“圍剿”的勝利，對我軍民是個莫大的鼓舞。敵人卻狗急跳墻，反動氣焰更為囂張。大股的、小股的“掃蕩”越演越烈，使我們沒有喘氣的機會，沒有站腳的地方。面臨這更為嚴酷的困境，對所有的人來說，又是一場嚴峻的考驗。當時在我們革命隊伍里，也產生了這樣或那樣思想上的混亂，簡稱之謂“思混”。一些革命意志薄弱者說什么“這樣的鐵壁合圍加戴蓋(指飛機)，一次死不了，兩次砸不著，三次、四次受不了”。有的妥協(xié)回家，有的索性投敵當叛徒。這期間，日寇又在我們經常駐在的侯村、平固莊、蔣莊、韓村等村鎮(zhèn)，十里、八里的相繼按了“炮樓”，學校就不得不從肥、廣、曲的三角地帶，轉移到館、邱、曲三縣邊緣地區(qū)的來村、蘇堡、莊固一帶。這些村子飛沙地薄，趕上風天時吃一頓飯，用手巾蓋住也要吃進不少沙粒。就是這樣，只要能夠好好學習幾天不發(fā)生敵情，也算是幸運了。
形勢的發(fā)展，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還是這一年--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獲悉周圍幾縣敵人又陸續(xù)增兵要“掃蕩”的消息。為了保存實力，減少損失，上級決定我們立即轉移到冀南四分區(qū)的威縣以南、邱縣以北，在冀南區(qū)內唯一的一小塊南北二十里、東西三十里的狹長根據(jù)地去，好躲開敵人的“合圍”。當夜，從館陶的西蘇堡出發(fā)，在我地下敵工人員的引導下，越過敵人戒備森嚴的邱(縣)、館(陶)公路和封鎖溝，從日偽的炮樓跟下通過。天亮以前，到了邱縣北的南辛店。一個整夜的緊張行軍，連背包還沒來得及解開，又接情報說：邢臺、德州、臨清三股敵人，又要在邱(縣)北“掃蕩”。因為我們第一次來邱北，人地生疏，手足無措，只能依靠這一帶的學生作向導，匆忙的、三三五五的分散到周圍的香城固、波留固、大槐樹和倪宋等各村去。腳未停住，四面就聽到了斷斷續(xù)續(xù)的槍聲。逃難的人群，東西南北亂碰頭，人們的心中，廣闊天地無寧土，簡直到了人人有家難歸，個個無處存身的地步。學校中不少人的衣服、被子和書籍之類，不便攜帶的，就掩藏在各村的地下、房上，好來混入人群迷惑敵人?；靵y之中的當天午夜，速返邱、館路南舊地。因之，這次學校和師生的大部衣物等，來不及找取而丟失。據(jù)后來有的材料說，那次邱北“掃蕩”，是日本駐華北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親自指揮，為“圍剿”冀南區(qū)黨政機關的一次大的“掃蕩”。這就是冀中“五一”大掃蕩前夕，在冀南區(qū)聞名的“四·二九”大“掃蕩”。
敵人盡管挖空心思，由于我軍民的緊密配合和我地下敵工工作的努力，日寇在這一次“合圍”中，又沒有撈到任何好處，我們學校也安全轉移，又取得了反“合圍”的勝利。
(四)
毛澤東同志在四二年《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中說過，抗日第五年、第六年和第一年、第二年不相同，也和第三年、第四年不相同，即接近著勝利，又有極端的困難，也就是所謂“黎明前的黑暗”的情況。這兩年將是極端困難的兩年。
事實正是這樣，由于連年的蟲、旱和日偽的騷擾而造成的災荒，群眾衣食受到嚴重威脅。這兩年的春荒時節(jié)，除去少數(shù)富戶可以維持起碼的生活外，廣大群眾靠棉籽、玉米芯和樹葉來充饑，大地上的干野菜都揀的凈光。再加之形勢愈加惡化，我們學校的學習和生活也愈加受到限制。當我們重返邱、館封鎖線南不久，到了抬頭見炮樓，邁步登公路的嚴重地步。象過去那些集中居住集中學習，已經成為不可能。學習少了，形勢報告多了，“咬緊牙關渡過難關”的形勢動員報告是經常的課題，給予我們崇高的精神寄托，啟迪我們鼓起勇氣，堅定信心，戰(zhàn)勝困難。在“堅持就是勝利”的思想指導下，分別疏散在館陶縣最西部的南拐渠、拐渠屯、麻呼寨、莊固等南北十余里的十多村的老鄉(xiāng)家中“吃派飯”(即在農民家輪流吃飯)。頭天約定地點，白天集中上課，晚上分村居住。我們的生活和學習，只能是這樣來堅持。這也有一個好處，就是不用三天兩頭行軍轉移了。這帶人們鼓勵我們，贊揚我們，形象地稱道我們活動的區(qū)域為“一槍能打透的根據(jù)地”。環(huán)境惡化，交通斷絕，不少同學的衣著由于在邱(縣)北的丟失而不能得到接濟。陰歷五月節(jié)后，老鄉(xiāng)全部換了單衣，戴上草帽開始夏鋤了，然而，來自游擊區(qū)的一些同學還穿著一身生滿虱子的棉衣脫不下來。那時的同學關系，真勝過親兄妹，有的女同學如沙靜波姐妹倆和杜慕劍等給男同學做鞋子，有的男同學如郝長征、韓洪章等幫做單衣。不僅如此，連附近一些同學的家長還三番五次找去家中做客，給予安慰。這種事例，我們都終生難忘。在極端困難中，能夠在生活中、精神上得到如此溫暖，更加促進了我們學習和戰(zhàn)斗。
在革命形勢日趨艱苦，日寇的“鐵壁合圍”、“蠶食”政策和“三光”政策惡劣的環(huán)境下，師生們滿懷激情，“為做新時代的先鋒”，而一次又一次的“迎接敵人的掃蕩”。在“咬緊牙關，度過黎明前的黑暗”的口號鼓舞下，我們仍然保持著旺盛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就是這樣“明聚夜散”的學習方式，整整堅持了四、五個月。
四二年秋，日寇在冀南的進攻，更是步步進逼，就連我們堅持“明聚夜散”的“一槍能打透的根據(jù)地”也站不住腳了。日寇在館陶縣西部幾個村莊，又相繼安了幾個“炮樓”，僅有的一點學習和生活條件也無法利用。爾后，在我們駐村一帶東北方向的徐村、正東方向的法寺也安上了“炮樓”。因距敵人太近，時有被騷擾的可能。有一天，敵人晚上出來抓戶時，就把同學修東魯(臨清人)抓走了。以后通過我們的“內線”，用錢贖了回來。不久，又有可靠情報報告，日寇還要在我們分散住的南拐渠等村安“炮樓”。那時的情況緊急異常，在冀南三分區(qū)的范圍內，再難以尋到可供我們學校公開活動的地方。
九月間，毛澤東同志指出：現(xiàn)在不同了，根據(jù)地已經縮小，我們決不能繼續(xù)維持龐大的機構。在冀南區(qū)，隨著環(huán)境的惡化和形勢的需要，黨、政、軍機關普遍實行“化整為零”和“精兵簡政”，以便更有效地保存實力，堅持對敵斗爭，有的改換服裝，轉入了敵人縱深處，有的變集中活動為小分隊活動。我們的學校也就在這種形勢下，地委決定提前抽調一批年齡大的學生走上了工作崗位。隨之，于一九四二年冬初，決定學校暫時停辦，全部分配工作。當時，學生人數(shù)約有五十人。學校領導遵照上級指示精神，本著當時提倡的“干部地方化”的意圖，按照學生的原籍，提交地委，按名單分配到冀南區(qū)一、三、四地委機關和所屬的各縣去。
(五)
在短短兩年半時間的崢嶸歲月里，在學校領導、老師認真而又熱情的教育中，在三天兩頭行軍途中，在數(shù)次敵人“合圍”和一條被子、一個書包的簡陋行裝下，學校經歷了許許多多的風風雨雨?？墒?，在學校黨組織領導下，師生的革命風氣越來越濃，學習熱情越來越高，不僅學習了文化，而且還鍛煉了堅強的革命意志和銳意進取的性格，對勝利充滿著信心。
抗日的激情，鼓舞著我們?yōu)楦锩鴮W習的勇氣，艱苦的環(huán)境，鍛煉了我們堅強的斗爭意志；革命的道理，鑄造出一顆革命一定要勝利的決心和信心。在親身經歷中，近三年來的硝煙云霧，使我們逐步地成熟起來。以后在不同的崗位上，為偉大的祖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增添新的光彩。
近三年的游擊式的學校生活，陶冶了我們?yōu)樾轮袊慕夥哦暙I一切的紅心。這批過去經過風雨的拍打和煙硝熏陶的同學，在走向工作崗位后，沒有辜負上級領導的殷切期望，沒有辜負學校黨組織和老師的諄諄教誨，沒有辜負撫育和支持我們的鄉(xiāng)村父老。他們滿腔熱情地投身到火熱的斗爭中去，接受黨和人民的考驗。在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發(fā)揮著應有的作用。有些出校后就到日偽統(tǒng)治的地區(qū)提任了武工隊長、區(qū)委書記，直接投身于度荒、生產、支前活動，像李文明同學就活躍于日冠出沒無常的游擊區(qū)，經常置生命于不顧，組織民兵開展“學習趙貴山(冀南三分區(qū)民兵戰(zhàn)斗英雄)運動”，精心組織聯(lián)防，和周圍敵據(jù)點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有的象田永升等直接到敵人統(tǒng)治森嚴的縱深區(qū)功岑縣(現(xiàn)永年，該名稱是這縣抗日縣長馬功岑犧牲后命名的)二區(qū)游擊隊擔任了指導員。由于他平易近人，身先士卒，官兵關系十分融洽，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參加過數(shù)十次戰(zhàn)斗。最后，在掩護同志們退卻時光榮犧牲。有的如唐漢卿分配到部隊去搞敵工工作，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yè)，經常冒著生命危險，深入虎穴，進行瓦解偽軍工作和建立內線關系，在肥鄉(xiāng)、成安、邯鄲一帶頗有名氣，人們稱之是“孩子膽量大”的小老干部。有的人分到地、縣黨、政機關搞秘書工作、新聞報導工作和其他方面的工作。人們共知的“小黑孩”秦書杰(后改為國英)在不長的時間里，即成為原冀南三地委機關報《人山報》比較有名的通訊員、記者和編輯，不斷深入基層進行采訪，發(fā)表了不少有聲有色的新聞報道。還有一部分人，如馬杰三、韓洪儒等人，受黨的指派到黨中央的所在地延安把去學習。也有的是到敵我斗爭尖銳、地方反動勢力猖獗地區(qū)，直接搞除奸反霸斗爭，如崔新民等到永(年)、邯(鄲)、肥(鄉(xiāng))搞公安保衛(wèi)工作。邯鄲解放后到市區(qū)去，在懲治犯罪，保護人民上做出了貢獻，等等。這批同學在蓓蕾初開時，就散發(fā)出引人喜愛的芳香，受到黨的信任和廣大人民的贊許。
隨著歲月的流逝，形勢的發(fā)展和年齡的增長，這批同學已遍布于祖國各地。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發(fā)揮了或正在發(fā)揮著中堅的作用。當年，幼稚可愛，天真活潑的小青年，如今已兩髦斑白，年近花甲。如今這批年近花甲志不衰的同學，仍在繼續(xù)發(fā)揚著冀魯抗日中學的校風，洋溢著青春的活力，橫刀立馬奔馳在新長征的大道上。湖北省委顧委秘書長李文明說：“當年的戰(zhàn)火年代鍛煉了我們，學校老師慈母般的愛憐和教育，才使我在長期工作中壯大膽量，滿身勁，她使我認識到當時、現(xiàn)在和將來。”北京軍區(qū)馬杰三經常寫信談：“不少的革命道理，是在學校里學到的。革命理論和實踐，使我健壯成長，在任何情況下永不畏懼，永不退縮，對革命前途充滿著信心。”國務院能源辦公室韓洪章曾說：“中學兩年多，勝讀十年書。在艱苦年代里最能煉出智慧和才能。”擔任邯鄲農業(yè)?？茖W校講師的朱光躍非常感慨的說：“我熱愛文化知識，尤其中學時記憶最深。冀魯中學老師對學生的多情重義，直接感染了我。之所以我熱愛教育事業(yè)，與其關系極大。正因為這樣，在十年浩劫中盡管批什么‘師道尊嚴’，我也沒放棄教書的業(yè)務”。撫今顧昔，情況大異，展望將來，信心倍增。這批具有堅強性格的同學正在各自的不同崗位上，為徹底實現(xiàn)黨的三中全會和十二大提出的宏偉蘭圖，不遺余力地工作著。雖然有的已經退居二線，但他們仍然“老驥伏櫪、壯志不已”，在培養(yǎng)中、青年干部中發(fā)揮余熱，積極的承擔自己應盡的職責，繼續(xù)伴隨著時代飛揚著的音符，增譜新的篇章。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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