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革命女英雄郭隆真
張恩棠
1931年4月5日上午，戒備森嚴的山東省第一監(jiān)獄的大門打開了。二十多名被長期折磨得遍體鱗傷的共產黨員，在兩排荷槍實彈的大兵押解下走向刑場。其中有一名中等身材、長方臉型、三十多歲的女共產黨員，戴著腳鐐手銬，昂首挺胸；走在最前頭，腳鐐發(fā)出一陣“嘩啦嘩啦”的聲音。
她是1930年11月2日在青島被捕后解送到省城濟南監(jiān)獄的。在這五個多月的囚禁中，國民黨反動派對她施用了嚴刑拷打等慘無人道的手段，始終沒有從她口中得到有關我們黨地下組織的活動情況和她本人的真實姓名。據青島敵偽檔案中記載：“婦人姓稱為張馬氏，繼又供為張李氏，自稱由天津來的，忽又稱自濟南來。據x'x x、xxx等供詞，該張李氏確為重要共犯，乘隙煽動工潮……。”
道路兩旁的人們都以驚異的目光，呆癡癡地望著這些為了中國勞苦大眾的解放事業(yè)而英勇捐軀的英雄們。不少人還偷偷地流下了眼淚。
這位臨危不懼視死如歸，錚錚鐵骨的“張馬氏”是誰呢？
她就是回族人民中的女英雄、“五四”運動中在天津和周恩來、鄧穎超等創(chuàng)辦“覺悟社”的主要領導人，我們黨最早的回族女黨員郭隆真同志。
家世和父親
古老的大名城位于衛(wèi)、漳兩河河套區(qū)的中心地帶，因為歷史上不斷發(fā)生水患，使這座自宋代以來曾經十分昌盛、繁華的城市，隨著歷史的變遷也和中國的封建制度一樣，年復一年的衰敗下來。漸漸興起的是衛(wèi)河沿岸的村莊和集鎮(zhèn)。彎彎曲曲的衛(wèi)河自西南流向東北，在明清兩代就成了溝通南北交通的大動脈。在大名縣城東北三十五華里衛(wèi)河東岸黃河故道的西大堤上，有一個南北長五、六華里的回、漢民族雜居的村莊-----金灘鎮(zhèn)。這個鎮(zhèn)不僅交通方便，所處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它在直、魯、豫三省的交界處，還是這三省邊緣地區(qū)城鄉(xiāng)物資的集散中心。逢集逢會，周圍二、三百里的人們都趕到這里來做買賣。京、津和其他一些大城市的富商大賈也都常年住在這里收購他們所需要的農、畜產品。衛(wèi)河內南來北在的大小船只，猶如穿梭，晝夜不斷。不論是達官貴人、平民百姓或求學上進的學生們，都好在這里“打尖”歇腳。鎮(zhèn)上，說書唱戲的，打拳賣藝的，占卜算命的以及酒館飯鋪，賭場煙館等，無所不有。居住在這里的人們，消息都比較靈通。
金灘鎮(zhèn)北街古老清真寺的錯對門，住著一家姓郭的大戶人家，自明朝初年以來，他家就是“書香門第，耕讀人家”。1894年4月1l日，郭隆真就出生在這個回族家庭中。因她前邊還有四個姐姐一個哥哥，雖然夭折了兩個姐姐，按這里回族人民的勻慣，大家仍稱她為六妮。
郭隆真的父親郭榮桂，字攀蟾，人們都尊稱他老攀。這個名字就成了他的“法定官名”，而榮桂二字卻被人們慢慢地遺忘了。
每當人們回憶起老攀先生來，都以敬佩的口氣把他說成傳奇式的人物。他自幼熟讀詩書，善書畫，兼習醫(yī)道，為人正直，思想開明，厭惡清朝官府，不愿走仕途發(fā)達的道路。在這一帶，特別是在回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大家公推他為金攤鎮(zhèn)“回民聚進會”的名譽會長。其妻馬氏，本鎮(zhèn)東街人，性情溫順、賢惠，是位對丈夫百依百順的“賢妻良母”。
郭老攀帶頭剪了辮子，并將自家開的中藥鋪改為“平均閣”，掛起了“貧病舍藥”的牌子。當時曾有人問他“平均”二字有何取義？他回答說：“不患寡，而患不均，要是平均了，什么叛亂就沒有了。”
在清末民初，郭老攀先生做的很多事情至今還被人們所稱贊、傳頌。一次，衛(wèi)河沿岸各村鎮(zhèn)的富商紳士們，為了討好官府，都集合在金灘鎮(zhèn)戲園子里，為衛(wèi)河河廳姚東泉作了一塊題為“志唯崇公”的匾額。老攀先生早就知道這個姚東泉是欺男霸女，無惡不作的吸血鬼，借修衛(wèi)河之機殘酷搜刮民財。當他們正要吹吹打打送匾的時候，郭老攀先生正言厲色地問道：“姚東泉何功何德，敢勞列位送匾？今天面對眾鄉(xiāng)親說個明白再送不遲。”說罷，他拿起兩塊磚頭就把匾額砸毀了。前來看熱鬧的人們都鼓掌歡呼。
父親對她的影響
在隆真幼小的心靈中，父親是最了不起的人物，她很愛父親，崇敬父親，更羨慕父親的為人處事。
他們父女所處的年代，正是中國兩、三千年的封建社會制度走向滅亡的時候。由于清朝統治者的腐敗無能，國內農民起義彼伏此起，國外各列強瘋狂向外擴張，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使中國的一切弱點，完全暴露在帝國主義者面前。清朝當權者無力抵御列強的侵略，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一個接著一個簽訂。老攀先生面對祖國的大好河山一塊塊被列強們掠奪去，對統治者茍且偷安的行為深惡痛絕，痛心疾首。他常年訂著一份《申報》，從一些維新人物的主張中進一步認識到，國家要富強，就必須大力發(fā)展教育事業(yè)，提高全中國人民的文化知識水平。在這種富國強兵的思想促使下，他讓女兒們從小就讀書識字。隆真來到世上的那一年，正是中日甲午之戰(zhàn)中國海軍大吃敗仗的一年。出于民族義憤和愛國之心，老攀先生經常把一些國恥和歷史上抗敵雪恥的英雄人物的故事講給兒女們聽。
在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下，老攀先生總認為救國是男兒的事，“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嘛，他以為“匹夫”就是男子漢。女孩家只有使她們成為“名門閨秀”，就是盡到作父母的責任了。所以整天將她們關在家里教她們讀《女兒經》、《女誡》、《女四書》、《閨范》和《烈女傳》等一類的書籍。一次，隆真找到父親屋里問道：“為什么哥哥不讀男兒經、男誡、烈男傳呢？”父親聽了先是哈哈大笑，仔細想來頗感問得有道理，便回答說：“我國向來就是男治外女治內，因為所負的責任不同，所學的東西也就不同。”隆真不服氣地說：“您給我們講的木蘭從軍，梁紅玉抗金兵，秋瑾鬧革命是什么意思？她們不是和男兒一樣嗎？”父親再也沒有道理說服她了，只好說：“你說的有道理，你有志氣，可以和你哥哥讀同樣的書。”父親答應了她的要求，她再也不讀以前那些書了。
隨著年齡的增長和文化知識的提高，郭隆真對家庭中和社會上的一些現象產生了懷疑，對最初給她起的名字淑善感到不滿意，認為沒有志氣，便先后改成嵌浚、隆貞等。她對這些名字仍然感到不夠理想，經過反復查閱字典終于改成隆真（林一是黨內名）。有人何她為什么這么改？她說：“從封建的舊禮教中隆起，追求真理”。對于那個六妮，她壓根就沒有承認。
郭隆真在成為共產主義者之前，對于為什么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富商大賈、紳士財主們?yōu)槭裁慈我獯蛄R、欺壓受苦人？怎樣才能改變這種不合理的社會現實？她沒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和奮斗目標。她唯一的理想是，盡快打破封建禮教的束縛，爭取做一個和男子一樣平等的新女性。她在自傳中說：“我在當時所處的環(huán)境，是和她（指英姊一一筆者）同，尤其是指腹為婚事，在當時能幫助我的只有我的第二姊，亦可以說，這時家庭的壓力減低了些。我們數年的識字、放足、平權的奮斗能成功，退婚的奮斗雖然無結果，但能做到逃婚，潛走天津，是時年十五、六歲”。
第一個女子小學堂
1906年，郭老攀先生以學董的身份在金灘鎮(zhèn)辦了一所初等小學堂，聘請馬泉卿等人為教師。這個小學堂不講《百家姓》、《三字經》和《千字文》等，講的是國文、算術、歷史、修身等課程，人們稱它為“洋學堂”。 學堂里仍然是只收男生不收女生。郭隆真還是被關在家里由父親教她姊妹們讀書。
到了1909年（宣統元年），經她多次要求，又親終于答應了在他們家中辦女子小學堂。這對于十五歲的郭隆真來說，確實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她的心情特別激動，趕快收拾了三間西屋，在自家中拼湊了一些桌椅板凳，還做了一塊小黑板。從此，郭家大門前便掛起了“元城縣第一女子小學堂”的大牌子，這也是直魯豫三省交界平原上第一塊女子小學堂的牌子。上課的地方是有了，學生怎么辦？郭隆真先是動員自家的妹妹、侄女們來上學，繼而又說服和她家比較親近的親戚、鄰居家的女孩子來讀書。那些家中比較富有的女孩子們，總以為“女子無才便是德”， 隆真針對這些思想，反復向她們說明文化知識和德的關系。對窮家的孩子就幫助他們去干活，去割草喂羊，叫他們騰出時間來上學，很快就招收了二十多名女學生。郭隆真堂堂正正地站在講臺上給這些女孩子們講課，講古代女英雄的故事。學習用的筆、墨、紙、硯都是她家自備，遇到陰雨天氣，她還要逐個接送她們，對學習成績好的還要給以獎勵。
在隆真的動員下，雖然有些女孩子來讀書，擺在她面前的仍有兩大難處：一是女生都沒有正式名字，一是女生都面臨纏足的痛苦。當地女孩子們在出嫁前都是叫X X妮、X X丫頭、X X姑娘，出嫁后隨夫姓叫X X氏。這些女孩子到了學堂里，個個都象出了籠子的小鳥一樣，歡蹦亂跳，認為自己很快就會展翅飛翔了，她們的第一個要求就是有個和男子一樣的名字。郭隆真就給她們每個人都起了個“官名”，如馬孝文、馬正中、馬聯所等。第二是放足。在多年的封建制度下，大名周圍有這樣一個習慣，每當女孩子長到十多歲的時候，逢集逢會，大戶人家便趕上轎車子，帶著自家的“千金”讓她們把兩只腳伸在車簾外，沒有車的小戶人家由長輩領著女兒們，名為趕集趕會，實為讓人們看看自家女孩子的“三寸金蓮”。腳越小上門的媒婆越多。放了足的閨女找不到婆家，對他們的家長來說是最大的恥辱。郭隆真在父親的支持下，自己放足斗爭取得勝利。她的那些學生都到了纏足的年齡，有的已纏足了。她為了解除這些女孩子的終生痛苦，向家長們反復講纏足的害處，她還編了一些歌謠教給女學生去演唱。《七十二糊涂》就是比較典型的一首：“大姐繡房常啼哭，媽媽你好糊涂，兩腳纏的麻蘇蘇，走路做活真受苦，媽媽你好糊涂，大姐終日氣呼呼，媽媽你好糊涂，不叫出門去讀書，媽媽你好糊涂……。”這些歌謠都和詞牌子一樣，在不同的時期填入不同的內容，一直流傳到抗日戰(zhàn)爭后期。
在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下，編些歌謠宣傳收效仍不大。1925年郭隆真從法國和蘇聯留學回來探家時，在家只住了一天的時間里，她仍然跑到戲園子里，在戲未開演之前跳上了戲臺大聲宣講婦女放足的道理。她打比方說：“我們中國有一半人是婦女，一半男子，整個中國像一個人，把一只腳裹成殘廢，只剩一只腳還怎么走路？缺腳的人走路都不方便，還怎么勞動，國家咋能富強起來？婦女纏了腳就是戴上了鐐銬，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婦女要解放，男女要平等，就得砸毀鐐銬，把腳放了。”
男子剪辮子，女子放足，辦起學堂尤其是辦女洋學堂，都是大逆不道的事。但流言蜚語并沒有把他們嚇倒，在一些開明人士的支持下，由于他們父女二人的努力，在兩所初級小學的基破上，又辦起了一所高級小學堂。
辛亥革命勝利后，中國從此結束了兩千多年封建制度的統治，更進一步激發(fā)了郭隆真辦好教育拯救國家的思想。她用工整的毛筆字寫了一張告示貼在鎮(zhèn)中的十字街口，至今在人民群眾中還流傳著這樣幾句：中華民國告成，強迫教育實行。男女以后平等，女子上學光榮。咱鎮(zhèn)成立女校，專為女子啟蒙。無論回漢女生，來校一概歡迎。
大名城內辦女高
郭隆真和她父親在家鄉(xiāng)辦學認真，學生成績都很好，得到多數鄉(xiāng)親們的擁護和支持。人們都認為他們?yōu)槿苏保黠L正派，孩子跟上他們都不會走邪道，紛紛送孩子們來學堂里讀書?？h長馬毓藻是一個頑固不化的舊官僚，他不重視新教育，對郭隆真父女辦的學堂也不給立案，所以全縣的學堂辦得都很糟。直隸省政府對這個縣的教育事業(yè)很不滿意。
1912年撤銷元城縣建制后的農歷5月間，省學臺傅增湘要來大名視察的消息像春風一樣，很快就在各學校傳開了。這位學臺思想比較開明，是擁護新思潮的，當他看到郭老攀父女的稟帖后，認為一個鄉(xiāng)村集鎮(zhèn)能成立一個女校，實屬破天荒的新事。當即傳諭掛出牌子，對郭淑善辦女校給予嘉獎，并面示縣長辦女校是他的功績。馬毓藻對郭隆真甚是感激，就將金灘鎮(zhèn)女子小學堂等注冊立案，成為官府正式承認的學堂。省學臺的到來，有力地促進了大名縣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就在這年秋天，大名城內宏濟橋成立了大名縣第一女子高級小學堂，郭隆真被請進城里來當教員。
“宣統二年半，中華大改變，推倒小皇帝，孫文把國建”，這是大名一帶流傳很廣的一首歌謠，人們都把國家的富強寄托在孫中山先生身上。政體雖然改變了，殘余的封建勢力還很強大，舊的封建禮教依然束縛著人們的思想和行動。金灘鎮(zhèn)只有五、六個女學生跟郭隆真來城內上學，大多數家長不愿叫女孩子出外讀書，在大名城里入學的女孩子也不多。這使郭隆真在思想上非常沉悶，同時思想上還有三條繩緊緊地纏繞著她：一是怎樣才能進一步擺脫封建禮教對婦女的束縛？在她現有的知識基礎上，找不到正確的答案，二是由家辦的初級小學升為高級小學，深感自己知識之不足，難以勝任，最大的壓力還是那樁指腹為婚的婚事。
男方十一歲了，按當時的習慣富家子弟十二歲就可娶妻了。婆家離縣城很近，三天兩頭來催婚。舊社會若是成了婚，只許男休女，那會讓女子提出離婚呢？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郭隆真反復思考，夜難寐晝難食，一天天消瘦下來。
她敬仰秋瑾，羨慕她的斗爭生活，尤其渴望能學到更多的知識，從中找到婦女解放的道路和真理。這條道路在那里呢？
機會終于來到了。1913年春，天津直隸北洋女子師范學校來大名府招生，縣長感激郭隆真對保住他的祿位出了力，親自寫了公函，推薦她赴天津考試。大名第一個能去省城赴考的女子是郭隆真，郭老攀先生也感到很光榮，他十年多的心血總算沒有白費。
考取了北洋女子師范
郭老攀先生租了一只快船，告別了家人，親自送女兒去天津讀書。隆真站在高扯風帆順水而下的船頭上，仰望藍天，空中一群大雁排成“人”字形，扇動著矯健的翅膀向北方飛去……
她望著遠飛的大雁，一陣喜悅之后又一陣憂傷涌向她的心頭。喜的是她終于沖破封建禮教的禁錮，象大雁一樣要展翅高飛了，她要飛到那遙遠的地方去，永遠擺脫這個使她痛苦和留戀的地方，憂的是，國事無望，竊國大盜袁世凱奪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國家的命運如何？婦女的命運又如何？她無法設想。她站在船頭的甲板上凝視著前方，望著那滾滾的浪花，心中久久不能平靜。她猛然想起了秋瑾的《勉女權歌》，便輕聲念道：
吾輩愛自由，勉勵自己一杯酒，
男女平等天賦新，豈甘居牛后？
愿奮然自撥，一洗從前羞恥垢，
責任在肩頭，恢復江山勞素手。
郭老攀先生聽了女兒朗誦的詩句，引起他思想上的共鳴，一時詩興來潮，便和了一首黃興的《詠鷹》：
獨立雄無敵，長空萬里風，
可憐此豪杰，豈肯困樊籠？
一去渡蒼海，高揚摩碧穹，
秋深霜氣肅，木落萬山空。
船像離弦的利箭，乘風破浪，飛馳而下……
坐落在天津寧緯路的直隸北洋女子師范學校是當時我國北方最高的女子學府，它那高筑的圍墻和整天緊閉的大鐵門，真像一座修道院。女學生們不能隨便出校門，中年的學監(jiān)像財主家的管家婆一樣，日夜監(jiān)視著來這個學校深造的學生們。
郭隆真應試及格，考取了預科班。這個學校的學生大多數來自大城市，只有郭隆真等兩、三個是來自鄉(xiāng)下的姑娘。她上身穿著藍布罩褂，里面套著一件很新的紅綢棉襖，操著一口大名土語，舉止大方，待人親切，生活習慣又不同于其他同學，這就引起了大家對她的注意。她腦子雖然并不聰敏，接受能力也較差，學習卻特別努力，半年就升入了本科班。她那虛心和藹的態(tài)度和處處體貼別人的行動，使得同學們對她都有極大的好感，都主動和她接近。劉清揚、張崢漪（后改名秀巖）、張若名、鄧穎超等都成了她的好朋友。她自己居住的那間七、八平方米的斗室就成了大家集會的地方。她常把自己的身世講給同學們聽，大家對她為逃避不合理的封建婚姻來求學深表同情和敬佩。因她年齡比一般同學都大，所以大家都親切地稱她為郭大姐。
一個從社會實踐中進入學校的人，深感自己知識的不足。郭隆真如饑似渴地拼命學習，每年的寒暑假，她都留校學習，從不回家。1915年當郭老攀先生“歸真”（回歸真主，即逝世）的噩耗傳到學校后，對郭隆真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她偷偷地來到校內的僻靜處，面對家鄉(xiāng)，以十分悲痛的心情默默致哀，她深深懷念著父親對她的教養(yǎng)之恩。事后她給母親和哥哥寫了一封長信，除對年邁的母親表示安慰外，還說明父親已入土很多天了，如果她回去，又會再一次掀起全家人的悲痛。郭隆真很快又投入了暑假前的考試。
為抗婚巧用脫身計
1917年剛進入夏季，直魯豫平原一連下了幾場大雨，衛(wèi)、漳兩河河水猛漲，破岸四溢。大名城東西南三面被洪水包圍，河套區(qū)變成了一片汪洋。很多村莊、田園淹沒在大水之中，成群結隊的災民們沿街乞討，露宿街頭，整個縣城呈現出一付悲慘、凄涼的景象，賣兒賣女者屢見不鮮。反動腐朽的官府，對人民群眾的疾苦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躲在衙門里花天酒地，過著荒淫無度的生活。
正在天津讀書的郭隆真從報紙上看到家鄉(xiāng)的慘狀后心焦如焚，她多么想回家看看年邁的母親?。∶慨斔肫鸺亦l(xiāng)來，那樁不合情理的婚事就象一張網籠罩在她的心頭，使她難以擺脫。父親在世時和大名城北七里店村大財主楊憲章（文秀才）通家相好，情同手足。隆真五、六歲時，楊憲章的填房妻子懷了孕，兩家就訂下了這門親事。楊家如生男就結為秦晉之好；如生女就結拜為干姊妹。結果生下來是個男孩子，取名雨田，這樁婚事就這樣訂下了。
目前，楊雨田巳經到了十七歲，早到完婚年齡。隆真心想，如果回去，仍會被封建禮教征服，成為關在家里生兒養(yǎng)女，洗衣做飯的“賢妻良母”，十多年辛辛苦苦學到的文化知識將付之東流。她反復思考，還是不回去為好。
將近暑假的一天，郭隆真突然接到家中來信，說她母親病情嚴重，催她快些回去。她心里完全明白，這又是楊家催婚的信號，便將這一情況如實地告訴了她的好朋友劉清揚、鄧穎超、張若名等人。朋友們推心置腹地對她進行了幫助和謀劃，使隆真鼓起了勇氣，決定回去看個究竟。
當她回到家鄉(xiāng)金灘鎮(zhèn)后，果然不出所料，楊家已多次催婚，并揚言如再拖延，就要到縣衙門里告郭家賴婚。母親和哥哥考慮到隆真那股倔勁，不敢作主，只有把她叫回來親自對付這件事。二十三歲的郭隆真在思想上已基本成熟，四年來的大城市生活使她學到了不少待人處事的知識。這樁婚事怎么辦？她已成竹在胸了。
為了不使母親和哥哥作難，她欣然答應了下來，但要答應她在不破壞回族風俗習慣的情況下提出的條件，一是坐亮轎不坐花轎，以示平等，二是穿便裝不穿花衣，以示革新，三是親自在阿訇面前寫“依扎布”（結婚祝詞），以示平權。母親和哥哥雖不敢作主，但又拗不過隆真，只好去和楊家協商。開始，楊家也不答應，認為是傷風敗俗有損楊氏門庭。后來又考慮到郭隆真能回來“就范”，確實不易，一旦再“飛”走就不好辦了，也就半推半就的答應下來了。
出嫁那天，哥哥租了一只船，將隆真送到七里店村石牌坊附近一戶姓丹的親戚家里落腳。當迎娶的轎子來到門前時，仍是一頂亮轎和一頂花轎。郭隆真摘下蒙在頭上的蓋頭，也不讓往外打小轎子，她親手扯下轎簾，堂堂正正坐在矯內。這時全村都轟動了，男女老少都說楊老憲家娶了個“洋學生”，潮水般的涌向楊家大門看熱鬧?；ㄞI一落地，郭隆真便健步走入楊家大門，站立在兩邊準備撒喜棗的中年婦女都被這從沒見過的舉動驚呆了。她們凝視著這位留著短發(fā)，身穿天藍色短袖旗袍，兩只大腳穿著白襪和黑圓口布鞋的新娘子，莊莊重重地向院內走去。喜棗沒有撒出去就被一群男孩子搶光了。
在院子的正中搭起了一座大棚，王從一老阿訇坐在棚內八仙桌子后邊的太師椅子上，他背后的帷帳上掛著用阿、漢兩種文字書寫的“喜”字。郭隆真舉止大方地走到桌子前深深鞠了一躬，鄭重地說：“阿旬老人家請您老暫不要寫‘依扎布’，伊斯蘭教教法經《維嘎頁》中說，雙方同意才能結婚，我們是一方同意，也沒有介紹人，還是父母作主。所以這個‘依扎布’不能寫，您說對嗎？”王阿訇是位開明、忠厚的長者，他趕忙站起身來雙手抱拳說：“郭小姐，郭女士！您說的對，說的很對！教法經是這樣規(guī)定的。”他又面對楊憲章夫婦和大家說：“郭女士是位了不起的人物，欽佩，欽佩！告辭了，我告辭了！”王阿訇一邊走著還不住念叨著：“有志之士，真乃有志之士！”
回族人民都知道，只要是出自《古蘭經》上的東西，都是天經地義神圣不可違背的。在當時沒有“依扎布”就是不合法的婚姻，人們也都不會承認它。郭隆真雖然面帶微笑，但她心里卻很激動、難過，她在想，可憐的人們哪！你們這樣缺乏知識，我們的國家何時才能富強?。?！
到楊家來，這是對郭隆真決心和智慧的一次嚴峻的考驗。第一步是勝利了，這出戲怎么演下去？圍觀的人們都拭目以待。郭隆真走到楊憲章夫婦面前彬彬有禮地鞠了一躬，親切地說：“大伯、大媽，侄女淑善親臨貴府，不是完婚而是來退婚的。”聲音雖然不大，卻象晴天霹靂，使楊憲章夫婦驚呆了。人們一陣騷動之后，立即又平靜下來，注視著事情的發(fā)展。矮小身材的楊雨田瞪著兩只大眼呆若木雞似的站在他父親的身邊。郭隆真上前拉住他的一只手說： “柱子（雨田乳名）兄弟，咱們的父輩是通家相好，才訂下這門親事，如果你生下來是個女孩子，那自然就是妹妹了，請收回你的‘該比拉圖’（接受婚姻）吧。現在我愿把你當作我的親弟弟帶去天津讀書，可以嗎？”楊憲章趕忙攔住說：“可不行，他沒出過遠門，沒見過世面，那可不行。”郭隆真轉過身來面對大家說：“各位多斯提（朋友）！諸位鄉(xiāng)親們！我們中華古國目前是山河破碎，列強欺凌，大好河山正在被瓜分。淑善以為國家要富強，必須大力興辦教育，為振興家鄉(xiāng)教育事業(yè)，淑善決心再赴天津讀書，不達目的，死不瞑目。我怎么能被婚事纏住手腳呢？大伯、大媽對淑善的大恩大德，永世不忘。”又轉向楊憲章夫婦深鞠一躬。一番義正辭嚴的話，深深打動了看熱鬧的人們，大家都贊嘆不已地紛紛離去了。
當天晚上借“偷媳婦”之機，郭隆真離開了楊家。第二天中午前本應再回來，可她卻回到了金灘鎮(zhèn)自己的家里。她外甥張勃川回憶說：“到家后她談笑自若地述說經過情況，聽后全家都驚呆了，但無可奈何。隔了兩天，她便輕裝搭乘民船返回了天津。”
回到學校后，郭隆真又將抗婚經過告訴了她的同窗好友，大家都稱贊郭大姐有膽有識，有策略。后來郭隆真給楊家寫了一信，說明她要奔走國事，不能在家過日子，請楊家另行尋娶。就這樣，纏在郭隆真身上十七年之久的一條繩索，終于被她解脫了。從此，她與自己的家庭也就斷了關系。
在以后的歲月里，楊雨田深受郭隆真的影響，將自己分到的一份家產“出散”給窮人，落了個“老善人”的稱號。
發(fā)起成立女界愛國同志會
郭隆真回到學校不久，《民國日報》十月十日報道了俄國的革命事件，次日，《申報》、《時報》、《晨鐘報》等報紙，都報道了俄國革命的消息。1918年李大釗同志在《新青年》上連續(xù)發(fā)表了《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介紹了蘇聯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
李大釗同志的這些文章，對那些正在尋求救國之路的熱血青年們來說，是一場及時雨和指路明燈。郭隆真看了李大釗的文章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她對學校里修女一樣的生活開始感到厭惡。她在自傳中寫道：“在學校生活期間所生的感想，當時認為，這樣賢妻良母的教育，是絕對不能達到婦女解放的目的。進一層說，是不能改善社會的環(huán)境的。”還對她的妹妹郭淑文說：“現在我才懂得，從家到天津，如同從一個深淵到另一個深淵，如今國難當頭，社會黑暗，政治腐敗，我們無聊地活著干什么？不是當亡國奴，就是舍身取義。我寧愿舍身取義，也不當亡國奴。”她整天閱讀北京和上海出版的進步報紙和刊物，時刻關注著國內外的動向，從中尋找拯救國家、民族危亡和婦女解放的真理。女師的圍墻再高，制度再嚴，也難以阻擋新的思想潮流的沖擊，它開始崩潰了。
1919年5月4日，北京各學校的學生們掀起的愛國主義運動的洪流，象迅猛澎湃的巨浪一樣，震撼著中華大地，激蕩著每個熱血青年的心。天津直隸北洋女師的同學們聽到火燒趙家樓，痛打賣國賊的消息后，沸騰起來了。辛亥革命時期曾經支持過地理教員白雅雨先生策劃灤州起義的革命傳統精神，在女學生中又迸發(fā)出來。5月5日下午，家事?？谱罡甙嗟墓≌嬉运龓啄陙碓谕瑢W們中樹立的威信和影響，結合鄧文淑（鄧穎超）、張若名等人，共同倡議召開了各班的班長和積極分子會議。郭隆真是這次會議的主持人，她揮動著拳頭，慷慨激昂地說：“同學們，姊妹們！我們不能再沉默了，腐敗無能、喪權辱國的北洋政府的官老爺們，昨天向北京的愛國青年朋友們開刀了，他們殘酷鎮(zhèn)壓學生們的愛國運動，我們要組織起來聲援他們。現在是國難當頭，婦女也要起來斗爭，沖破封建禮教的束縛，共赴國難。”她還提出愛國不分男女，救國不能后人的口號。她的每一句話都引起一陣陣熱烈的掌聲。郭隆真看到畢業(yè)后回校探聽消息的劉清揚站在窗外聽她講話，趕忙把她請進來參加了這次會議。恰好南開中學的代表也來聯絡，還帶來許多傳單，當場由郭隆真宣讀，鄧穎超、劉清揚、張若名等人發(fā)了言，大家聽后很受感動，堅決支持郭大姐的倡議，一致贊同組織一個堅強的婦女愛國團體，領導女界愛國運動。這次會議還作出了四項決議：
1、向北京政府打電報拒簽凡爾賽條約，營救北京被捕學生；
2、聯絡本校畢業(yè)學生（包括各女子小學教員）及各中等女子學校學生，組織婦女救國團體；
3、聯絡各中學以上男校同學，采取一致行動；
4、對日經濟絕交，抵制日貨，提倡國貨。
因為大家都懷著一顆強烈的愛國之心，工作起來都很積極、認真，聯絡的面也很廣泛。廣大婦女都紛紛表示要參加愛國組織。5月23日在東門里倉敖街江蘇會館內召開了大會，參加這次大會的除北洋女師、中西女中、普育女校、貞淑女師、競存女校的全體女生外，還有畢業(yè)的校友，各女子小學的教職員工，職業(yè)婦女和比較開明的家庭婦女等，共六百多人。大家都同意成立“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并公推劉清揚、李毅韜（女師附小教員）為正副會長，張若名為評議部部長，郭隆真、鄧穎超為評議委員、講演隊隊長。同時還決定創(chuàng)辦婦女自己的刊物------《醒世周刊》，由女師學生許廣平擔任主編。從此，天津婦女在這些先進人物的帶動下，和各界愛國人士團結在一起，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愛國主義運動。
男女青年并肩戰(zhàn)斗
“女界愛國同志會”的成立，是天津婦女界前無先例的事。以前，大多數女校的學生由于受家庭和學校封建教育的束縛，只知道死念書，不關心國內外大事，尤其是一些職業(yè)婦女和家庭婦女，她們更是不問政治，也極少參加社會活動。女界愛國同志會的講演隊伍在郭隆真、鄧穎超兩位隊長的率領下，除在固定的四個宣講所講演外，還分組到各個角落，深入每個家庭宣傳愛國思想。
1919年7月20日，女界愛國同志會又召集女師，中西、普育、竟存、貞淑各女校的教職員和全體女生組成游行講演隊，每日在各街各巷進行宣傳講演，她們喊出的口號是：“外抗強權，內除國賊”、“拒簽凡爾賽和約”、“取消二十一條”、 “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青島”、“不做亡國奴”、“提倡國貨”、“抵制日貨”等。隨著“五·四”運動的深入發(fā)展，她們又進一步提出：“爭取民族獨立、自由”、“保衛(wèi)國家的領土主權”、“要求婦女解放、爭取婦女自由平等權利”、“反對包辦婚姻”、“男女社交公開”、“婚姻自由”、“保護母性”、“愛護兒童”等口號。特別是郭隆真、鄧穎超的講演，熱情奔放，言詞生動，說理清晰，感動得很多婦女潸然淚下。鄧穎超主演的《木蘭從軍》等話劇，深受廣大愛國人士的歡迎，大家紛紛捐款資助女界的愛國運動。雖然她們也受到一些頑固勢力的冷遇和誹謗，但始終沒有動搖她們的愛國熱枕。
在天津的“五·四”運動中，學生聯合會和女界愛國同志會是率先成立起來的愛國進步組織，回族青年學生馬駿、郭隆真、劉清揚等，都是這兩個組織的主要發(fā)起人和領導成員。他們和各界愛國人士、愛國進步團體緊密團結在一起，男女并肩戰(zhàn)斗，在十多次的請愿、游行、罷課、罷市、罷工運動中，面對反動政府的鎮(zhèn)壓、坐監(jiān)從不后退，勇往直前。
聲討回奸馬良
在全國愛國人士的強大壓力下，北洋軍閥政府的大總統徐世昌不得不答應各地請愿代表團的要求，電令中國參加巴黎和會的代表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
這就激怒了日本帝國主義和北京政府內的親日派，他們密令其爪牙瘋狂地鎮(zhèn)壓各地的愛國運動。尤其是山東省鎮(zhèn)守使馬良，自北京政府委任他為山東省戒嚴總司令以來，便采用了十分殘酷的手段，逮捕、毆打愛國學生，并殺害了山東省回教救國會會長馬云亭等三位領導人，激起了全省人民的憤怒。
山東省各愛國團體都派出了代表分赴全國各地請求支援。天津學生聯合會和女界愛國同志會的回族領導人馬駿、郭隆真、劉清揚等，聽了山東代表的訴說后，義憤填膺，當即率領兩個團體的全體成員上街游行示威。郭隆真帶領大家高呼：“打倒回奸馬良”、“向馬良討還血債”、“誅馬良以謝天下”等口號，郭隆真、劉清揚深入到回民聚居區(qū)和回民小學內進行揭露馬良罪惡的講演。她們在清真寺門前召開了回民聲討馬良大會，郭隆真站到石階上高聲講道：“各位多斯提們，各位愛國同胞們！有人說天下回回是一家，回民爭教不爭國，這都是騙人的話。馬良殺害我們尊敬的阿訇馬云亭，他是回回嗎？他不是，他是回奸，他完全失去了伊瑪尼（信仰），他是我們穆斯林的敗類。我們要向馬良討還血債！”這時，郭隆真的腦子閃出了幼年時父親砸衛(wèi)河河廳姚東泉匾額的情景，她帶領憤怒的人們一擁而上，砸毀了馬良送給清真寺“認主獨一”的金字匾額，使馬良在回族人民中的威信掃地。要求懲辦馬良的呼聲震撼著天津。
會后，周恩來同大家一起進行了反復討論，他充分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并作出了應急的準備。他說，馬良是北京政府委任的，他們決不會懲辦他。周恩來估計到這次去北京請愿仍會被捕，他提議推選斗爭性特別堅強的人為代表。大家公推郭隆真、劉清揚、張若名等十人為天津各界愛國人民聲討馬良請愿代表團。馬駿為后援隊領隊，周恩來負責照料大家的生活和聯絡工作。
1919年8月23日早晨，他們和事前聯絡好的北京的十五名代表（其中有瞿秋白）共二十五人，來到總統府門前將請愿書送了進去。
北洋軍閥政府如臨大敵，門前軍警林立，戒備森嚴，大兵們的槍都安上了刺刀。代表們一邊交涉要求總統接見，一邊向來往行人講演，揭露馬良的罪行。他們不吃不喝在烈日下整整曝曬了一天，有的還昏倒在馬路旁，可是仍然沒有人出來接見他們。
傍晚，郭隆真怒火中燒，她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義憤，沖上前去撥開軍警的刺刀，高呼口號，質問為什么不接見代表，她堅決表示，要為馬云亭報仇雪恨，不達目的決不生還！
一聲哨子響，大批軍警蜂擁而出，包圍了代表團，大家奮力搏斗，終因眾寡懸殊，全體代表都被捕了。郭隆真邊走邊喊：“馬良殺害回民愛國領袖，政府不但不懲辦兇手還要逮捕代表是誰在破壞憲法？！”他們這種勇敢精神和行動；引起了人們的怒吼，都高呼聲援代表們的口號，軍警用槍托、皮帶驅趕著人群……
反動警察總監(jiān)吳炳湘揚言要槍斃二十五名代表，以“殺一儆百”，消滅愛國運動。
當被捕的代表押送到警察廳時，郭隆真和大家一邊走一邊還高呼口號，他們后邊跟了很多人，形成了浩浩蕩蕩的游行隊伍，押送的軍警個個驚惶失措，面有愧色。
警察廳長常朗齋得知郭隆真和劉清揚是回族后，想用同是一個民族的關系來收買她們，每天叫警察從他的小灶送飯。一次，她看到菜中有洋粉絲（日本產）拌黃瓜，郭隆真毫不含糊，便當面問他們是否中國人，上前就推翻桌子，警察只好把菜端走了。在拘押期間，郭隆真一再表示，今天把我們放出去，明天照樣參加愛國運動，堅決向馬良討還血債！
當馬駿得知請愿代表被捕的消息后，即日讓《學生日報》發(fā)了《號外》，天津廣大愛國人士大罵賣國政府。他率領數百人的隊伍奔赴北京，結合北京的三、四千名學生，包圍了總統府，一連斗爭了三天，英勇的回族愛國青年馬駿也被捕了。
反動軍閥政府的賣國行為，激起了全國人民和愛國穆斯林的反對，紛紛集會、游行，救援被捕代表的電報雪片一樣飛向總統府。在全國愛國民眾的震懾下，北洋軍閥政府于8月30日把全體代表都釋放了。郭義士、馬天安（大鬧天安門）的名字在京、津兩地就傳開了。
創(chuàng)辦“覺悟社”
1919年9月2日下午，在北京------天津“特別慢車”的最后一節(jié)車廂里，坐著八個男女青年學生，他們正在討論著兩次進京請愿的經過和今后愛國運動的方向問題。他們是郭隆真，張若名，鄭巖和周恩來等。郭隆真在一邊低頭沉思，一會兒，她抬起頭來對大家說：“學生聯合會和女界愛國同志會以后應該更加緊密合作，成為天津愛國運動的核心。”張若名索性說：“干脆把兩個團體合并在一起，加強學聯的陣容。”一直聽著大家發(fā)言的周恩來站起來說：“好，我支持郭大姐和硯莊（若名）女士的意見。我以為，再從兩個團體中各推出若干人來辦一個刊物，對推動天津的文化運動更為有利，不知諸位有何意見？”郭隆真趕忙說：“翔宇君的主張很好，咱們說干就干，回去分頭行動。”“好，好，翔宇高見！”接著是一陣掌聲和歡笑聲……
9月16日下午兩點，草廠庵學聯辦公室打掃得干干凈凈，幾十把椅子整整齊齊地擺成兩行，十對男女青年代表著數萬名學生們的心愿，分別坐在兩旁。事先他們已協商好由周恩來擔任這次會議的主席。他們當中有的已認識好幾個月了，有的還是第一次見面。郭隆真，諶志篤分別向大家作了介紹后說：“翔宇，開會吧。”
周恩來綜合大家的意見，將這個組織定名為“覺悟社”，刊名叫《覺悟》，組織形式是委員制，每個委員對外聯絡，寫文章都用代號。他順手將已準備好的五十個紙鬮擺在大家面前。年齡最小的鄧文淑（鄧穎超）抓了第一號、取名“逸豪”，周恩來是五號，叫“伍豪”，郭隆真十三號，改名“石姍”，劉清揚二十五號，隱名“念伍”，馬駿二十九號，改名“念玖”，李毅韜四十三號，取名 “峙山”，（為李峙山），諶志篤是五十號，當然叫“武陵”了。郭大姐從此變成了石大姐。
周恩來又將他擬好征詢過大家意見的方案公布：
一、用白話文，出一個不定期的小冊子；
二、本著“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覺”、“自決”為主；
三、這個小冊子定名《覺悟》，主辦這個小冊子的團體是“覺悟社”；
四、《覺悟》的內容：
1、通過共同研究發(fā)表主張；
2、批評社會全活；
3、介紹名人言論；
4、灌輸世界新思潮；
他還提議用學生聯合會和女界愛國同志會的名義，邀請李大釗先生來天津講演。大家都佩服翔宇的才干，選他擔任《覺悟》主編。
“覺悟社”成立不久，山東省又一個代表團秘密來到天津（因全省戒嚴），要求“覺悟社”邀集全國代表再來一次請愿。郭隆真第一個報名參加這次請愿。他們電請上海全國學聯，共同邀集了七個省、區(qū)，組成了三十二人的代表團，仍由周恩來作了周密安排并帶領數人一同進京照料大家。
10月1日，總統府門前人山人海，郭隆真仍和上次一樣闖過警衛(wèi)線，站在石獅子上揮動雙拳，言詞激昂地說：“同胞們！北京政府對外奴顏卑膝，對內多次鎮(zhèn)壓愛國正義運動，指示回奸馬良殺害我們穆斯林的愛國領袖，我們要質問老混蛋徐世昌，賣國有罪還是愛國有罪？！”人群中不斷報以熱烈的掌聲和向馬良討還血債的口號聲。當晚十點多鐘，反動當局又偷偷地逮捕了全體代表。郭隆真等在監(jiān)獄拘押了三十八天，到11月8日，在全國各界愛國人士的壓力下，反動當局才釋放了全體代表。郭隆真的勇敢行為受到人們高度贊揚并載入史冊。
三次坐監(jiān)志不移
“五四”愛國運動持續(xù)半年多了，仍是前波未平，后浪又起，使坐在火山頂上的北洋軍閥政府的親日派日夜不得安寧。全國進一步掀起的抵制日貨運動，給日本帝國主義和奸商們在經濟上很大的打擊。他們多次向反動當局施加壓力，要求取締各地的排日運動。親日派認賊作父，連續(xù)發(fā)布命令，禁止廣大人民的愛國運動。正如周恩來在《覺悟》上所說：日本對滅亡中國是處心積慮已久，即或巴黎和會拒絕了簽字，野心的日本，也絕不會甘心，必然還會另出新花樣。
統治直隸省的二曹（督軍曹錕、省長曹銳）下令封閉了天津各界的愛國團體，逮捕了他們的領導人。日本浪人竟敢明目張膽地毆打清查日貨的學生，這又一次激起了各界愛國人士的義憤。1820年1月29日，周恩來、郭隆真等“覺悟社”的領導成員，經過周密計劃，決定與反動派斗爭到底。當日下午他們集合了一千多名男女青年學生，沖破了軍警的包圍、封鎖，到大街上游行、講演、散發(fā)傳單，最后到省政府門前請愿。反動當局將周恩來、郭隆真、于方舟、張若名四位代表騙入大門內逮捕了。警察廳長楊以德親自指揮大批軍警毆打、驅趕學生，在省政府門前又制造了一起慘案。
根據周恩來事前的安排，劉清揚扮作天主教修女混出天津，南下上海、南京等地，向全國學聯等團體請求支援。上海和南京都組織了數萬人上街游行、講演，聲援天津學生抵制日貨的愛國運動。
郭隆真、張若名兩位女代表關押在一間空房子里，屋內只有一張空床和簡單的桌椅。張若名說：“大姐，這里雖然不好，我們卻嘗到監(jiān)獄的滋味了。”郭隆真精神樂觀地說：“我這是第三次了，硯莊，要沉著些，沒有被褥也能睡覺。”看守們給她倆送來三件短軍皮衣和一床被褥。第二天醒來，身上沾滿了白毛，郭隆真笑著說：“咱們弄了一身軍上衣的毛，也算當了兵入了伍了。”
先后被逮捕的代表二十八人，分別拘押在警察廳保安隊各兵棚和偵察隊里。大家乘楊梆子（楊以德綽號）“巡視”和“訓話”的機會向他提出質問：“我們愛國犯了什么法？拘押我們是根據那條法律？為什么遲遲不送法庭公開審判？”問得楊梆子面紅耳赤，無言答對。在拘押期間，周思來、馬駿、郭隆真等組織大家到馬千里、時子周（二人是南開中學教員）房子里學習功課，周恩來還不斷給大家講馬克思學說。
反動當局對被捕的代表們采用了軟硬兼施，恩威并用的手段，企圖消磨大家的斗爭意志。郭隆真、周恩來領導大家進行了絕食斗爭，當這個消息傳出后，鄧穎超等二十多人來到警察廳要求替換被捕的代表坐監(jiān)，她還動員被捕代表的親屬輪流去監(jiān)獄探望自己的親人。
4月11日是郭隆真的生日，周恩來等人為郭隆真送去了一個鑲著國旗的鏡子和一把小梳子，并列出同拘代表的名字，表示對她生日的祝賀。郭隆真收到禮物后心中十分激動，第二天她就回了一信：蒙你們諸位祝我的生日，我實在感謝，一鞠躬！勞你們諸位的精神，作個紀念品，再鞠躬！叫我的精神愉快百倍，三鞠躬！
迫于全國各界人士的壓力，反動當局不得不把代表們交河北地方檢察廳進行“審查”。又經過一番斗爭，終于在7月6日到8日連續(xù)三天開庭公開“審判”。坐落在三馬路附近的地方法院周圍，每天大清早都有四、五百人來旁聽這次“審判”，大家不顧烈日酷署，一動不動地站在法庭內外。周恩來、郭隆真等二十名被拘押的代表大義凜然地走上法庭，他們的正義行動使聽眾發(fā)出一片贊嘆聲。
當起訴人念過起訴書后，劉崇佑大律師義務為代表們作了辯護。周恩來、郭隆真等人作了義正詞嚴的答辯：“愛國有罪嗎？為什么逮捕我們？賣國者為什么不被逮捕，治他們的罪？……”法官無言答對；審判人員在眾目睽睽下變成了被審判者。他們不得不以拘押已抵足刑期為“理由”，當庭宣布釋放全體代表。
在半年多的監(jiān)獄斗爭中，他們受盡了反動派的折磨、摧殘，他們不向反動派屈服的英勇精神深受廣大愛國人民的敬佩。當代表們面帶勝利的笑容，健步走出法庭時，早有各界一百多人組成的慰問團等候在那里。他們給每個代表的胸前佩戴上“為國犧牲”的紀念章和大紅花，人們把郭隆真擁到前排合影留念。之后，分乘九輛汽車參加天津各界組織的歡迎大會。街道上到處可以看到“歡迎被拘代表”的標語，沿途受到各界人民的熱烈歡迎。
涉重洋尋真理
1920年8月初，在被捕代表出獄不久的“覺悟社”年會上，周恩來總結了一年多來天津青年學生和各界救國運動經驗與教訓的報告，他進一步指出了今后努力的方向。大家一致同意以“覺悟社”的名義去北京請李大釗先生給以指導。
8月16日上午，二十三名男女青年學生在北京陶然亭慈悲庵北配殿集會。他們是來自覺悟社、少年中國學會、青年工讀互助團、曙光社和人道社等團體的代表。會議由劉清揚主持，周恩來、郭隆真、鄧穎超先后發(fā)了言。李大釗先生在會上作了具體指導，他鼓勵大家要有一個共同的主義，好團結一致。還指出，主義不明，對內即不足以使各團體今后進一步團結。經過大家?guī)状螀f商，最后決定起草兩個章程一一《改造聯合宣言》和《改造聯合約章》。在宣言中明確提出：我們集合在“改造”赤旗下的青年，必須以相愛相助的精神，組織一個打破一切界限的聯合。還提出到民間去，切切實實地作點工作的口號。
自“五四”運動以來，全國已形成了出國勤工儉學的高潮。根據這次集會的精神，“覺悟社”的成員們考慮到郭隆真在一年多的時間里，曾先后三次被反動派逮捕，她的活動已引起反動當局的注意，就決定讓她和周恩來等一同去法國學習。父親已去世五年了，家庭已日漸衰敗，隆真和家庭斷絕關系也三年多了。“五四”運動中的生活費用還是靠妹妹教書和姐姐賣手飾來維持，赴法國的川資也確實成了她的一大難題。后來還是由同窗好友張若名借給她二百八十元，作為她出國的路費。10月25日經北京華法教育會審查同意，并辦了赴法學習的手續(xù)。
1920年11月7日，他們一百九十七人作為第十五批赴法勤工儉學的學生，從上海搭乘法國博爾多斯號油輪啟程，于12月13日，日夜行程三十六天抵達法國馬賽。從此，郭隆真開始了國外的艱苦生活。
在法國的日子里
巴黎，這座歐洲美麗的英雄城市，已成為當時中國熱血青年們向往的地方。市內有聞名世界的凱旋門、公社墻、盧浮宮、凡爾賽官和埃菲爾鐵塔等紀念地及名勝古跡，賽納河橫貫全城。
郭隆真來到這里后，由先來的同學把她介紹到市郊一家云母廠，白天做工，夜間補習法語。在她們這批勤工儉學的學生中只有三名女同學，生活是十分艱苦的。隆真說：“我們到法國后，正是法國遍地失工時，面包問題發(fā)生，給了一個大打擊，才分明資產社會之下的生活現象，在私有制之下貧人境域，使我最不能不記憶的，是因自己的肚子餓，明知道受資本家的剝削和利用，而每天還要在他們的門里當奴隸。因我臉黃，他們誤認我是他們殖民地的工人，工資減低我一半……。”
這些困難并沒有把郭隆真嚇倒。她雖然身體不好，仍刻苦鉆研技術，很快成為熟練工人，工資收入超過了很多同時入廠的人，她把省吃儉用節(jié)余下來的錢拿來幫助別的女同學交學費，讓她們安心讀書。還把積攢的微不足道的錢寄回國內，資助別的同學到法國學習?？伤约簠s常常是以烤馬鈴薯為主食，來填飽自己的肚子。這種忘我的高貴品德，深受大家的稱贊和敬仰。
國內的反動軍閥政府仍不放棄對這些在國外學習的愛國青年的迫害。他們以國內要派官費留學生為名，勾結法國當局拒收勤工儉學學生，還霸占了勤工儉學的學生們用做工省下來的錢借用舊炮臺籌建的里昂大學。郭隆真積極參加了蔡和森、周恩來、向警予、李維漢、陳毅等領導的三次大的斗爭，重新奪回了里昂大學。
郭隆真親眼看到并且親身經歷了這種慘絕人寰的境遇后，悲憤交加，她曾說，“又以五四精神”向反動派宣戰(zhàn)了。她咬破中指寫了《人道血書》向國內各界控訴并請求支持。1921年12月22日上?！稌r事新報》把她的《血書》公布于報端，同時發(fā)了她附的簡信：
“吾國各界仁人君子，請速維持人道！施一粥半縷，隆真餓！隆真凍！隆真的凍餓，只是全人類間一分子之凍餓，何足輕重。不過隆真推想世人不愿見不人道之悲慘！發(fā)現二十世紀新世界人道的真理！請速維持人道！施一粥半縷，以救隆真餓寒交迫，身葬異鄉(xiāng)之慘！附上《人道血書》。留法女生郭隆真斷指表誠”
《時事新報》在發(fā)表《血書》時，寫了極表同情的按語：“生活陷于絕境，同病不止一人，若不力謀救濟，將殺許多青年。”
郭隆真又在法國省立女子高等學校含著眼淚寫了一篇《人道淚書》寄回國內，進一步揭露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腐朽黑暗和中外反動勢力互相勾結迫害勤工儉學學生的事實以及造成這種悲劇的原因。
天津《益世報》用四行通欄大標題發(fā)表了消息，寫道：“勤工成了苦役，儉學原是失學，我國駐法公使與法教育部合謀斷送勤工儉學，當年覺悟社猛士，今將成為異鄉(xiāng)餓俘。郭隆真女士呼吁，仁人君子速救身葬異邦之慘！”
這兩封《血書》和《淚書》猶如兩顆重型炸彈，在國內掀起了滾滾波濤，它木僅喚起了國內各界愛國同胞的極大同情和支援，同時也震憾著反動當局。在國內外進步輿論的壓力下，加上廣大勤工儉學學生的英勇斗爭，反動派的陰謀不得不有所收斂。1922年上半年華法教育會不得不拿出一部分款子來維持在法女生的生活，郭隆真就在這年下半年考取了里昂大學文科班。同年6月間，在法勤工儉學學生中的先進分子成立了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
1923年初春，《中國少年》雜志社記者到了里昂，邀請郭隆真等人對共產主義進行了兩次討論，都說她具備了革命者的條件，對于共產主義有相當深刻的認識。周恩來等同志介紹郭隆真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轉為共產黨員，并成為里昂組的領導成員，負責宣傳工作。在這期間，他們和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等進行了堅決的斗爭。
1924年秋，黨派郭隆真、李富春、蔡暢等十五位同志到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她到蘇聯后，系統地學習了馬克思主義，學習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取得革命勝利的經驗。使她進一步開闊了視野，增強了信心，對無產階級在中國最后取得勝利充滿了希望。她說：“被人剝削最甚的，他們的革命要求最甚。”她一再表示，要到勞動婦女中去，喚醒她們起來革命！
在李大釗同志領導下
1925年，當“五卅”反帝愛國運動在全國進入高潮時期，黨急需一批有斗爭經驗的同志來領導這次運動，剛到蘇聯學習才半年的郭隆真同志就奉調回國了。她頭戴漂亮的巴拿馬涼帽，架著墨鏡，手提折疊式皮包，儼然一位“高級華人”的氣派，躲過了敵人偵探的盤查，順利地到了北京，并及時見到了她的直接領導人和導師李大釗同志。
當時正是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期，我們黨支持孫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并協助國民黨建立了北京特別市黨部。在北京大學附近的中老胡同五號院，李大釗等同志和郭隆真進行了較長時間的談話。大釗同志考慮到她在法國里昂時就和國民黨左派關系搞的較好，所以決定讓郭隆真（林一）同志協助國民黨作婦女工作，當時的身份是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婦女委員會委員，同時搞黨的地下工作。具體任務是負責對各大學進行宣傳和聯絡女學生，發(fā)展黨、團員，建立地下黨、團組織。西郊香山慈幼院是郭隆真發(fā)展的第一個工作點，在該院建立了團和黨的組織。先后在大學里發(fā)展了張秀巖、陳璧如、韓幽桐為黨員和一些團員。
北京的局勢非常復雜、混亂。反動皖系軍閥頭子、老牌賣國賊段祺瑞執(zhí)政，他對革命更為仇視，密布偵探，對革命干部進行嚴密監(jiān)視，白色恐怖遍及全城。在這種形勢下，郭隆真依靠廣大群眾和青年學生，對敵人進行了英勇不懈的斗爭。為了更好地開展工作，她設了兩個聯絡點：一是東城椅子胡同內井兒胡同，二是西單報子胡同三十七號的縵云女校。她白天在這些地方和大學生、工人以及家庭婦女談話，或是整天關在屋里寫東西。晚上四出奔走，進行聯絡。郭隆真同志的生活十分儉樸。一次她的外甥張勃川到沙灘椅子胡同去看她，只見在一間小平房里，只有一個小桌，一個木凳子，炕上一條薄被子。她已三十三歲了，仍是孑然一身，為了工作和黨的事業(yè)，郭隆真從不考慮建立個人的幸福家庭。她有時一天跑幾個地方，行程幾十里路，火一般的熱情和兢兢業(yè)業(yè)的工作作風，曾多次得到李大釗同志的稱贊，大釗同志對她非常器重。
在對敵人的斗爭中，郭隆真同志充分地表現了她機智勇敢，臨危不懼的精神和工作才干，多次擺脫了敵人偵探的跟蹤，化險為夷。一次，她在一所學校里正和一些積極分子商量工作，軍警突然包圍了學校，她立即組織大家裝作聽課的樣子，騙過了敵人，大家對她這種應變的能力和沉著冷靜的舉動深表敬佩。
北京轟轟烈烈的群眾革命運動，在以李大釗為首的北方區(qū)委的領導下，一浪高于一浪，使段祺瑞的統治地位搖搖欲墜，帝國主義在華的利益也受到嚴重損失。首先是日本帝國主義，他們陰謀支持奉系軍閥張作霖入關占據京、津，取代段祺瑞，排擠同情革命的馮玉祥。日本帝國主義借《辛丑條約》規(guī)定的在華特權，用軍艦掩護張作霖的進攻。受阻后，又聯合英、美、法、意等國駐華公使，向段祺瑞發(fā)出最后通牒，各國軍艦巳集中待命，限于1926年3月18日中午前答復。否則，將訴諸武力。
這一消息在北京傳開后，全城沸騰，群情激昂，在黨和李大釗同志領導下，3月14日舉行了三十萬人的國民反日大會。17日，李大釗同志率領全市各學校、各團體的代表團到國務院、外交部請愿。18日，李大釗同志又集合了十萬余人在天安門舉行反八國通牒示威大會。郭隆真帶領廣大婦女群眾積極參加了這些大會。段祺瑞反動政府調集了大批軍警進行血腥鎮(zhèn)壓。他們用排槍、刺刀、大刀，射擊砍殺愛國群眾，制造了一場大慘案。死者達四十七人，傷二百多人。魯迅先生說這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三·一八”慘案后不久，張作霖的軍隊占據了北京，加強了撲滅革命活動的部署，到處搜捕革命黨人，連《京報》主筆邵飄萍，《社會日報》主筆林白水都被槍殺了。街頭貼滿了“宣傳赤化，主張共產，不分首從，一律死刑”的布告。國共兩黨都轉入地下，李大釗同志也遷到了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內。風云的突然變化，使沒有暴露共產黨員身份的同志肩上的擔子加重了，郭隆真等同志的危險也就更大了。郭隆真受命辦了一所學習專業(yè)技術的“縵云女校”，名義上是這個學校行政負責人，實際上是搞黨的地下工作。她還被選為順直省委委員，不斷向負責組織工作的于方舟通報城市內敵人的情況。
為了迎接北伐軍，擴大革命統一戰(zhàn)線，廣泛開展婦女運動，國民黨特別市黨部婦女部決定從1926年9月起，出版一個婦女公開刊物一一《婦女之友》，由張悒蘭擔任主編。
這個婦女雜志大力宣傳了婦女解放，并且打擊了軍閥政府，更為重要的是宣傳了我黨婦女工作的方針。不久，就引起了敵人的注意，被反動黨局查禁了，給繼續(xù)出版增添了很大困難。在專門討論《婦女之友》如何繼續(xù)出版的會上，當大家一籌莫展時，郭隆真說：“把這個任務交給我吧，”她把每期的稿子讓陶永立用小楷寫在極薄的紙上帶到天津去，通過劉清揚同志的三哥辦的新民印字館來印刷出版。郭隆真為了保守機密還承擔了校對工作。這是一個特別艱巨而危險的工作，一時不慎被敵人發(fā)現，不僅給革命造成重大損失，自己還會招來殺頭之災。郭隆真同志有時扮作闊太太，有時裝扮成串親戚的婦女和小商販等，每次都能從敵人的眼皮底下順利通過，把《婦女之友》安全運回北京，及時送到讀者手里。敵人為此大為惱火，但又沒有辦法禁止《婦女之友》的發(fā)行。這個刊物能在血雨腥風的白色恐怖中先后出版了十二期，其成績首先應歸于堅強勇敢、機智善變的郭隆真同志。
1927年4月7日，奉系軍閥和京師警廳出動了數百名軍警憲特，包圍了蘇聯大使館，逮捕了李大釗等同志。他們又配合蔣介石發(fā)動了“四·一二”大屠殺，對全北京市的革命黨人進行了大搜捕。郭隆真同志為了掩護別的同志疏散和處理黨的文件，在縵云女校內也被反動軍閥逮捕了。1927年4月28日，萬惡的奉系軍閥不顧人民群眾和社會輿論的譴責，悍然下令殺害了李大釗等二十位革命者。在無任何證據和口供的情況下，判處郭隆真同志十二年徒刑，關在陶然亭第一監(jiān)獄里。
反動派所稱謂的“模范監(jiān)獄”，實際上是真正的人間地獄，監(jiān)房內陰暗潮濕，酷刑聞名，兇狠的獄警任意打罵欺辱“囚犯”。堅強的共產主義戰(zhàn)士郭隆真同志，走到哪里戰(zhàn)斗到哪里。
她除幫助完不成勞役任務的難友干活外，還向她們宣傳革命道理，鼓勵她們進行斗爭。向看守人員揭露帝國主義侵略的事實，啟發(fā)他們的愛國思想和覺悟，使這些看守很快就成了郭隆真同志向外傳遞消息的“交通員”。據張勃川同志說：“一天晚上，有一個中年婦女來宿舍看我，說她在第一監(jiān)獄作女監(jiān)工作，是郭隆真叫她來的，告訴我姨母在獄中的情況，并說親屬可以去探監(jiān)。”在郭隆真同志掩護下脫險的韓幽桐同志去探監(jiān)時，見到郭隆真身體瘦弱，面容憔悴，心中十分痛悲，失聲痛哭起來。郭隆真卻安慰她說：“你這孩子，別這樣，這算得了什么，不要傷心。”她身陷囹圄，仍鼓勵探監(jiān)的人們要好好學習革命理論，堅定信心，繼續(xù)和敵人斗爭。
一年以后，張作霖被趕出北京，形勢稍有好轉，郭隆真同志的親密同志張秀巖、陳璧如，通過北京警察頭子馬福祥的小老婆，用同是回族的關系打動她，遂以馬福祥的名義，將郭隆真同志保釋出獄。
由于地下黨組織遭到很大破壞，有的同志調離北京，有的同志被捕殉難，郭隆真同志和組織失去了聯系，她便離開北京去上海。她整天流浪街頭，受凍挨餓，對黨的事業(yè)矢志不渝，終于在靜安寺路拐角處遇見了鄧穎超同志，與黨組織接上了關系。鄧穎超回憶起當時相見后的情況時說：“我們已是久別十年不見了，一旦相見，那是難以形容的興奮和快樂，更加鼓勵慰人的，則是郭大姐。奮斗的精神益加增強，相關的熱情更加灼烈，十年的奮斗，把她鍛煉的更加堅強毅定，更加忠誠于革命的事業(yè)。十年的奮斗、艱苦、挫折、漂泊、逃亡、被捕、牢獄、刑罰。這種種的壓迫，都不曾摧殘了她，更不曾削弱了她，一個堅強忠誠的革命女戰(zhàn)士，她始終在戰(zhàn)斗著。”
戰(zhàn)斗在北疆
郭隆真同志在黨中央機關住了兩、三個月后，再也住不下去了，多次向組織請求到最艱巨、最危險的地方去。再次申明作為黨的地下工作者，她具備了較有利的條件：一本身是回族，有回民團體和群眾為掩護，二是北方人，從語言上不會露出破綻；三是婦女，不大被敵人注意。組織上反復考慮，答應了她的要求。
1929年春，郭隆真同志化名石珊，被派到東北滿洲省委領導職工運動。同年6月，中央又派趙之啟（劉少奇）同志任滿洲省委書記。當少奇同志到達沈陽時，也正是中蘇中東鐵路事件剛剛發(fā)生的時候。工人運動的中心在哈爾濱，少奇同志親赴哈爾濱指導工人斗爭，并把郭隆真同志等省委重要干部也派往這里，加強對工人運動的領導。
郭隆真同志擔任了中東路三十六棚的黨支部書記。因這個棚沒有女工，職工家屬也不多，開展工作是很不容易的事。她以李梅五家屬的身份住在三十六棚附近偏臉子八道街工人宿舍二十九號院里。工人頭發(fā)長了她為他們理發(fā)，衣服破了她給他們縫補。有的還把錢交給她，讓她來操持家務。凡是大家托她辦的事，都辦得很周到。郭隆真性格豪爽，待人熱情，謙虛樸實，和藹可親，深得大家的尊敬。所以，滿洲省委的同志和廣大工人群眾都稱她為大姐。她給大家講工人斗爭的歷史，講革命道理，很快在她周圍團結了很多工人中的積極分子，為進一步開展工作打下了基礎。根據中央和省委的指示，郭隆真親自編寫和刻印傳單，揭露東北當局在蔣介石政府和帝國主義支持下制造中東路事件的陰謀，讓群眾認識真象，不受國民黨假愛國主義的欺騙。
中央在指導中東路的工人斗爭中，也有一些“左”的東西，郭隆真同志提出在當前白色恐怖十分嚴重的情況下，不能公開組織工人搞擁護蘇聯的游行示威活動，這會給剛剛打下基礎的黨的地下組織帶來重大的損失。劉少奇同志完全支持郭隆真同志的意見，他說：“在工作上最積極，在政治上又最正確的是大姐。”在少奇同志的具體指導和郭隆真同志的親自發(fā)動下，開展了怠工活動，很快發(fā)展到不少單位，黨、團組織的工作也有了新的起色。
由于中東路事件引起的東北軍和蘇聯紅軍在中蘇邊境上的沖突，東北軍吃了敗仗，簽訂了《伯力協定》，這給中東路的工人運動帶來了非常有利的形勢。郭隆真同志領導的工人失業(yè)組織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迫使當局撤銷了工賊肖世平“工維會”會長的職務。正當工人運動步步走向勝利的關鍵時刻，隱藏在黨內的托派分子李梅五等人原形畢露，公開對抗中央和滿洲省委的指示，和“工維會”勾勾搭搭，偷偷去參加“工維會”的選舉。用卑鄙的手段對郭隆真同志進行刁難、打擊，他對郭隆真說：“我是反對派，是反對派的工人部長，我愛你是要你服從我這個反對派，你現在怎么樣？立即表示態(tài)度，要服從就服從，不服從立即滾出去。”在維護黨的事業(yè)面前，郭隆真同志態(tài)度明朗，立場堅定，不徇私情。把李梅五等人的叛黨行為及時匯報給劉少奇同志并得到了大力支持。李梅五又進一步威脅、恫嚇說：
“你是中央派來的偵探，你要馬上滾，將來反對派得勢我要槍斃你。”在與內外敵人進行斗爭的艱苦險惡環(huán)境中，郭隆真同志表現出了一個真正共產主義者的堅強意志，她不動搖、不氣餒、不妥協，始終維護黨的路線，團結廣大工人群眾進行英勇的斗爭。
1930年3月，李梅五被清除出黨，郭隆真得到廣大工人群眾的尊敬和信任。組織上考慮到郭隆真同志的安全問題，便調她回沈陽，任滿洲省委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郭隆真同志到沈陽后協助被破壞后新組成的臨時省委恢復黨團的工作。1930年5月2日晚和王鶴壽等同志在大南門外文家墳開會，因為頭晚上這里發(fā)生了偷盜案，警察搜查時見到墳地里有男有女，引起了懷疑，把他們抓了起來。富有對敵斗爭經驗的郭隆真同志編了一套被丈夫逼迫逃婚找人說媒的情節(jié)。警察沒有得到任何證據，只好將其他幾個同志釋放，郭隆真則以“背夫竊逃，有傷風化”的罪名，拘押十多天。后有廖如愿托他在海軍司令部工作的親戚花了幾百元，將郭隆真要出來，調回上海。
為黨流盡最后一滴血
1930年夏秋之際，郭隆真同志化名郭林一，由黨中央派往山東省工作，除擔任省委委員外，她還擔任了青島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和陳少敏、董汝勤等同志負責工人運動工作。
當時，山東省在叛馮投蔣的反動軍閥韓復榘的殘酷統治下，便衣偵探密布全省，白色恐怖特別嚴重。韓復榘連續(xù)兩次破壞了省委機關，逮捕了省委的領導同志，我黨發(fā)動的益都、博興、諸城、日照、榮城等地的農民武裝暴動也都被他鎮(zhèn)壓下去。以推行“鄉(xiāng)村建設運動”為名，欺騙人民，強化封建統治。
在地下黨活動十分困難的情況下，郭隆真同志不顧個人安危，千方百計地深入到工人中進行宣傳鼓動和發(fā)展組織工作。她先在滄口紗廠做女工工作，后又到敵人控制較嚴的大英煙草公司，很快在這兩個單位發(fā)展了一些黨員。1930年10月中旬，青島內外紗廠工人朱光清被廠方的日本人折磨致死，偽稱在打包中被壓死，不許工人聲張。郭隆真得知真實情況后，就在工人中間開始活動，揭露了事實真象，鼓動工人團結起來進行斗爭，要為朱光清開追悼會，要抬著棺材向廠方提出要求。同時還散發(fā)揭露廠方壓迫虐待工人的小報，號召大家起來組織自己的工會。這就引起了敵人偵探對她的注意。
一次，她在海濱四方公園和工人林福昌的妻子林楊氏談話，孩子鬧著要東西吃，郭隆真順手從衣袋里拿出了僅有的一塊“袁大頭”哄孩子，不慎被偵探盯梢了。11月2日郭隆真走進嘉禾路四方村一百號林福昌家里，被跟蹤她的警察第五分局陳寄塵逮捕了。
被捕后，青島市警察局對郭隆真同志進行了審訊。郭隆真先自稱張馬氏，繼而又稱張李氏，說她從天津來，又說從濟南來，在青島無固定住址，是無業(yè)游民。敵人本打算從郭隆真口中得到一些有關共產黨地下組織情況，不但一無所獲，就連郭隆真的真正身份也沒弄清。敵人以張馬氏被捕后“青島紅旗”隨即絕跡為由，認定她是“共黨重要分子”以“煽動工潮”的罪名，于11月17日將郭隆真等人解送濟南高等法院。
在濟南第一監(jiān)獄里，兇惡的反動派對她施以種種酷刑，并開先例地給她戴上了手銬，（以前女犯不戴手銬）。郭隆真同志以絕食進行斗爭，敵人不得不派人給她梳頭、喂飯。郭隆真同志在獄中緊咬牙關，堅貞不屈，敵人始終沒能從她口中得到我黨地下組織的任何情況。在無任何口供的情況下，反動軍閥韓復榘下令將郭隆真等同志判處死刑。敵人把她押赴刑場時，她以最后的力量，最后的生命，最后的熱血，高呼口號，慷慨激昂地走進了刑場．使押解她的士兵都被感動得流下了眼淚。
郭隆真同志在關押期間，張勃川收到她從濟南監(jiān)獄寄出的信，即和張秀巖、陳璧如共同商量搭救辦法，正準備去濟南時，天津《益世報》發(fā)出一條消息：4月5日濟南處決一批共產黨人。黨的好女兒、卓越的政治活動家，工人、學生、婦女運動的領導人，回族巾幗英雄------郭隆真同志，為了中國各民族人民的解放事業(yè)流盡了最后一滴血。
作者簡介：
張恩棠，大名縣人，《邯鄲日報》報社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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