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在抗日戰(zhàn)爭最艱苦時期肥鄉(xiāng)人民開展生產自救的情況
郭澤民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以后,日寇為了戰(zhàn)爭的需要,對我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進攻達到了最嚴重的程度。他們接連發(fā)動了五次“治安強化運動”,繼續(xù)推行“三光”政策。加上連年的水、旱、蟲、雹等嚴重自然災害,致使根據地發(fā)生了前所未有的困難。面對這種嚴竣的形勢,在這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根據地軍民緊急動員起來,自力更生戰(zhàn)勝災荒,堅持敵后抗日戰(zhàn)爭,直到取得最后勝利。筆者當時曾在肥鄉(xiāng)縣工作過,親歷過這一段艱難歲月,耳聞目睹到當時肥鄉(xiāng)縣人民開展生產自救的情況,現愿將它寫出來,以茲紀念。
生死關頭
1942年1月24日,日寇對我冀南三分區(qū)進行的“臘八”(農歷十二月八日)“鐵壁合圍”后,肥鄉(xiāng)的抗日斗爭形勢急劇惡化(肥鄉(xiāng)屬三分區(qū))。我抗日根據地,被敵人的碉堡、公路所割裂,當時在肥鄉(xiāng)縣(指肥鄉(xiāng)東半部,西半部劃為永肥縣)境內,敵人就修了30多個炮樓,幾十條公路?？h、區(qū)機關,只能由大劃小,由明轉暗,深入群眾,分散進行活動,以保存實力,堅持斗爭。日寇、漢奸、地主、惡棍猖獗一時。再加連年蟲、旱災害,農田幾乎絕收,廣大群眾掙扎在死亡線上,賣兒賣女,背井離鄉(xiāng)者屢見不鮮;以一個燒餅或一個饅頭領一個姑娘做媳婦也不為新聞。小營村、東辛店等村外出逃荒者占半數戶以上。天災人禍,使這塊土地大部荒蕪,雜草叢生,以較大的村路莊為例,百分之八十的農戶,有因饑餓而死亡者,尤其老人和小孩死亡率更高。在那一段時間里,村中出殯者接連不斷,傳出了“早死有人抬,晚死沒人埋”的說法。據當時一區(qū)區(qū)長苗錦眾同志(曾任邯鄲市委副書記)說,這時期全區(qū)沒有出生一個嬰兒。盡管山窮水盡,可是窮兇極惡的敵人卻依然狠毒地進行搜刮,不斷派浪、派款,經常是上次沒交上,下次又派來,到時候送不到,就挨家挨戶翻箱倒柜,甚至“挖地三尺”。交不上糧款或遭毒打,或被綁走,或被殺頭……。窮困到了樹頭菜被吃凈了,榆皮(涼干后可加工成面)被剝光了,連楊樹葉子也采下經漚制后當飯吃。1943年春季,大田地里去冬留下來的干野菜也揀的凈光。如果誰家能吃上一頓帶殼的棉花籽餅子,也感到莫大幸運。在殘酷的斗爭和饑餓中,人民能不能活下去,根據地能不能堅持下來,是擺在我抗日軍民面前最大的問題。一些意志薄弱者經不起考驗,有的妥協(xié)了,有的出賣靈魂,屈膝投降當了敵人的鷹犬。
緊急動員 渡過難關
就在這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冀南區(qū)黨委、三地委和肥鄉(xiāng)縣委,根據黨中央提出在解放區(qū)開展大生產運動的指示和邊區(qū)提出的關于救災工作的精神。號召群眾、組織群眾,振作精神,自力更生戰(zhàn)勝災荒,戰(zhàn)勝敵人,堅持抗戰(zhàn)的最后勝利。特別是在聽到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召開的生產運動大會上講的“在我們面前擺著三條路:餓死呢?解散呢?還是自己動手呢?餓死是沒有人贊成的,解散也是沒人贊成的,我們的回答是自己動手,自力更生”的精神后,大大鼓舞著解放區(qū)全體黨員、干部和群眾。他們抱著對黨的熱愛和信任,在“敵人圍困萬千重”中,一場積極工作,勇于戰(zhàn)勝敵偽,克服困難的大生產運動在這里火熱地開展起來了,決心要在生產自救、增加收入、減輕群眾負擔上打開新局面。
一、領導機關帶頭
肥鄉(xiāng)縣委首先帶頭,進行精兵簡政,整個縣委和縣政府機關精簡到20多人。領導同志以身作則,開展大生產運動,為群眾做出樣子。1943年春,肥鄉(xiāng)縣委在二區(qū)張莊(現廣平南堡鄉(xiāng))東南,以2斗谷的保產量,租了外出逃荒戶的一畝多緊靠井旁的地種瓜種菜,縣委書記梁毅民同志親自帶領機關干部用轆轆車往田送肥,幾個月后果實累累,以瓜菜充饑在當時也是難能可貴的,基本解決了縣直的饑荒問題?？h委委員、武委會主任韓國治和縣婦聯(lián)主任李學良帶著群團干部活動在一區(qū),就在這個區(qū)災荒最嚴重、逃荒最多的小營村開荒種地,自己拉犁、拉耬種了豆類和谷子等20多畝收了近3000斤糧食,人均400來斤。這樣,不但生活上較前改善,而且在精神上帶來了巨大力量,除了解決干部自身的生活問題外,還幫助了一部分堡壘戶。大約有一年時間,同我們一起活動的同志沒有要財政上一點錢糧,完全靠我們自己的雙手,將抗日政府規(guī)定的每日10兩(16兩1斤)小米和5分錢菜金全部節(jié)省了下來。苗錦眾同志也和區(qū)里干部一起,于井頭村西協(xié)助這村黨員、干部打了一眼井,種糧、種菜。他們和村里集股在井頭、郝辛寨開了兩座油坊?？h武委會和一區(qū)還與北行村黨員馬登瀛在東漳堡敵炮樓腳下合資開了個門市部,一面搞點營利,一面好探聽些敵人活動情況。有了糧、菜吃,還有了經濟收入,給政府大大減少了開支,給工作帶來了諸多方便。
1943年底,縣委按照地委的部署,在我所轄區(qū)內開展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反復貫徹毛澤東同志“凡不注意研究生產的人,不算好的領導者”,“凡不注意生產反而好吃懶做的不算好公民”的指示精神。一區(qū)的同志動員起來了,四區(qū)、五區(qū)等都在毛澤東同志講話的感召下,也在馮國棟(區(qū)長)王學詩(武委會主任)的帶動下,在大、小西高,北高、南莊等處搞起生產基地,同樣收到了好效果。
同時,上級還明確地指出了“不注重組織黨、政、軍和人民群眾的廣大勞動力,以開展群眾生產運動是錯誤的”,“農村黨員應以發(fā)展生產,為自己充當群眾模范條件之一”。當時,縣委還曾發(fā)出號召,要農村黨員在嚴重的災荒面前,挺起腰板,堅定信念,不外逃、不退坡,同群眾一起生產自救,渡過災荒。令行禁止,一呼百應,黨、政、軍、民協(xié)同工作,在各自崗位上決心圍繞著大生產運動把各項工作搞好。
由于領導和干部帶頭,給廣大群眾帶來了戰(zhàn)勝自然災害的動力。1943年秋和1944年夏初,肥鄉(xiāng)縣遭到了歷史上罕見的蝗蟲災害,飛蝗和蝗蝻普天蓋地,落在莊稼上勝過蒜辮,一夜之間便全部啃得光禿,起飛時,猶如黃風遮日,其聲如降雨一般。在一段時間里,干部、群眾都用螞蚱當飯吃。面對慘景,我黨政領導和干部心急如焚,晚上開村干部會部署捕打,白天在“抬頭是炮樓”的環(huán)境里,冒險去帶著各村群眾進行除蟲活動。在當時沒有滅蝗藥物的情況下,只能采取:一是倆人一起用大繩拉,轟走;二是地邊挖溝,驅趕蝗蝻到溝里,燒死或搗爛。由于蝗蟲嚴重,秋收只有在被蝗蟲咬枯竭禾苗的糠秕上精取細打,提取盡可食用的物品。但是,廣大群眾沒有被災害所嚇倒。他們在黨的領導下,積極主動地想辦法,如種植晚萊、蕎麥等去彌補損失,謀求生活的出路。
二、組織起來
為了更好地戰(zhàn)勝災荒和對付敵人的囚籠政策,1943年底,黨中央號召“把群眾的力量組織起來,這是一種方針。”根據地人民熱烈擁護中央這一方針。時間不久,在肥鄉(xiāng)一區(qū)我們工作較強的井頭、王莊、山字丘、北行村、東高、東辛店、小營村、李莊,小移莊、郝辛寨等村都自愿結合,搞起了不同形式和不同規(guī)格的變工組、互助組。‘組織起來”戰(zhàn)勝各種難關的精神蔚然成風。1944年夏季曾出席冀南三分區(qū)召開的勞動模范、戰(zhàn)斗英雄表彰會的,肥鄉(xiāng)縣勞動模范、一區(qū)西南口村的常振江所領導的互助組,就是在這時期諸多互助組中的一個典型。這是在韓國治、李學良和苗錦眾同志的具體幫助下,本著互助互利的原則,在男女勞力短缺的情況下,各自發(fā)揮專長,進行合理分工和換工變工搞起來的。能下地的下地,不能下地的婦女搞紡織等力所能及的活計,把所有有生產能力的人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了。這套較科學的辦法,打破了過來婦女不下地的陳規(guī)舊俗,發(fā)揮了集體勞動、生產渡荒的優(yōu)越性。當年的農業(yè)生產和副業(yè)生產都取得了較一般分散的農戶都高得多的效益。常振江組十幾戶農民的起碼生活可以維持下來。這個創(chuàng)舉引起這帶農民的關住,各區(qū)、各村抓住這個事例大力宣傳,到處在學習他,縣里還特地獎勵這個組一頭大黃牛,在全縣引起強烈反響?？h委曾發(fā)出“開展向常振江學習的決定”,筆者在當時曾以力耕的化名寫成報道,發(fā)表在冀南三地委機關報《人山報》的頭版上。一個時期,常振江成了肥鄉(xiāng)縣甚至全地區(qū)著名的新聞人物。
一人帶一片,一村帶全縣。緊接著在一區(qū)就有王莊吳益珍李德堂,韓英朝東辛店孫某娘,郝辛寨郝如春、郝蔭楠等不少黨員、干部帶頭,制度較完備、生產有起色的互助渡荒組相繼出現。1944年8月,肥鄉(xiāng)縣委貫徹冀南區(qū)黨委抓好抗旱生產的指示精神,王莊村共產黨員李德堂同志首先用“破除迷信”的拆廟磚,在他們村南地打了第一眼好井,下井筒時,縣、區(qū)干部韓國治、李學良,苗錦眾、馬玉祥等前去拉滑車、淘泥,助威、祝賀。繼在《人山報》上發(fā)表了“李德堂帶頭抗旱保豐收、打響了打井第一炮”的消息,在冀南區(qū)黨委主辦的《新平原》刊物上以及《人山報》上,進行了連篇報道。李德堂這眼井,給王莊村帶來了福音,當年在井周圍種了各種菜十幾畝,使全村都得到了益處。隨之,打井工作普遍展開,不太長的時間,一區(qū)就打井近百眼。從常振江互助組的實踐上,使越來越多的干部、群眾認識到“組織起來,人定勝天”的道理,更加有效地推動了這帶互助渡荒、生產自救運動的開展。俟后,豆腐坊、饅頭(實際蒸玉米面卷子)坊以及養(yǎng)羊、養(yǎng)兔等合作的,單戶的生產形式蜂起。在這年秋后李莊村的廟會上,明顯的看出,各種商販增多,顯示出一定的生機,一些斷炊的農民鍋灶上又冒出了青煙。
表率作用的力量是無窮的,“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干部”。干部的帶頭生產,吸引著眾多人涌入“大生產運動”的洪流。肥鄉(xiāng)縣黨政領導因勢利導,組織群眾開展起以糧換布、以棉易布和長途運糧,促進副業(yè)生產,進一步保證軍需、民食,多方而增加群眾收入,減輕農民負擔,壓縮財政開支。
以糧換布,是普遍發(fā)動婦女在開展紡織活動的同時,組織加工土布生產,對缺棉村莊,由政府向群眾采取平價供棉花,優(yōu)價收布匹的辦法,協(xié)助貧困農民解決生產、生活出路。棉花多是從敵占區(qū)(如成安東部和肥鄉(xiāng)西區(qū)等)通過“關系”幾經輾轉沖破重重封鎖買來,分發(fā)下去,群眾所織布匹,再按質量好,次分等號價收回,有棉花的施行平價平收,以價供糧。這期間我們所活動的村莊,在月光下,在棉油燈下,成伙圍圈的、自然形成的紡織組比比皆是。她們進行比賽,“看誰紡的多,看誰紡的好”,一干就是大半夜,誰也不肯休息。一區(qū)王莊村村長吳益堂(曾任肥鄉(xiāng)縣委農工部長,已故)和其妹共產黨員吳益珍(曾任邯鄲地區(qū)婦聯(lián)主任)把母、嬸首先發(fā)動起來,除在東地開荒種糧外,還帶頭紡織渡荒。吳家3個婦女,連紡帶織,三、五天內就織一匹布,即可換回20斤糧食,加上國家每匹獎勵10斤,達到一斗糧食。他們家8口人,日均可達1斤,生活得滿好。吳益珍娘仨帶動了全村60多戶,普遍行動起來,成效之明顯,在全縣著稱,這帶村傳頌著“益珍娘、真能干,一天準紡半斤線!”正由于領導上支持,黨支部抓的緊,抓的早,行動快,所以這個村在大災荒之年,沒有一個人外逃,沒有一人討飯,也沒有一人餓死。事實教育了大家,一區(qū)所轄的24個村中,除了五、六個有敵炮樓村活動差點,其它各村都搞得較好。如北行村黑豬娘、陳友娘,郝辛寨郝如春娘都五,六十歲了,身體還不好,都和年輕姑娘們、媳婦們比著紡。杜寨村合的娘(姓啥不知道,人都這樣稱呼)就曾被縣委命名為“紡織模范”,也出席了三分區(qū)的勞模會。由于宣傳工作深入人心,群眾生產渡荒運動的展開,我們設專人收購的土布一批又一批。這些布除保證軍需外,還向其他缺棉、短布的根據地提供不少。在收購中,都是優(yōu)惠供給的“平糶糧”(屬救濟糧性質,以示照顧生產優(yōu)秀者),來調動廣大群眾的積極性,由于收購掌握了良、次不等價,所以土布越來越好。正如人們所說,“今日土布賽洋布”。據當時不完全統(tǒng)計,在我基礎較強的村莊里以及在炮樓腳下的女共產黨員中,婦女參加紡織活動的占半數左右,給他們渡荒起了不少用,由于王莊工作好、基礎強,一時成為一區(qū)的棉花集散點。吳益堂兄妹在保管中付出了巨大精力和辛勤勞動。在土布使用上,“土法上馬”,自己染造和縫制。我們戰(zhàn)士的軍衣是坑里污泥或椿樹葉配些灶灰漚制成灰軍衣,干部們多以膠泥和杏樹根染,這種辦法在當時還是“偉大的創(chuàng)造!”
“人勤日子活”,這是老鄉(xiāng)一句富有哲理的俗語,分工在肥鄉(xiāng)一區(qū)的韓國治同志就常引用這話來貫徹上級的指示精神,動員干部在天災、敵禍面前挺起腰桿戰(zhàn)而勝之。通過“以工代賑”動員了一部分村莊中的一批身強力壯膽大心細的自衛(wèi)隊員們參加的長途運輸大軍。他們按照縣委的部署,由強有力的一區(qū)和五區(qū)武委會主任馬玉祥、王學詩等同志親自帶隊,民兵攜槍掩護,先后幾批到途經數道封鎖線的東南方向的清豐,南樂一帶(當時屬冀魯豫區(qū))和西邊的成、磁、邯去用車推、人擔倒運糧食。在去的人中,每天供應一定數量的糧食自己起伙做飯,運回到肥鄉(xiāng)的糧食,再按規(guī)定個人與政府合理分成。這樣不僅有助于解決這帶的嚴重缺糧,以保障軍需、補助民食問題,而更重要的是有效地保護了這批勞力,以利后來的恢復生產,并獲得一定的報酬,使各個方面都旨大歡喜。
在白色恐怖環(huán)境中,組織起這樣大的舉動,一套組織工作是細致而周密的,也有沿途敵工干部的“內線”協(xié)助。在1943年,僅一區(qū)就出動了近上千人次,運回各種糧食10萬余斤。這對緩和人民出外逃荒等起了重要作用。人們感謝我們的干部不畏艱辛,奮力工作,感謝上級黨和政府及時引導,開辟生路,尤其“感謝共產黨、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群眾有了依托,生活有了盼頭,小營村、辛店、南口等災情嚴重村莊的一些出外逃荒者先后回來了,他們在得到“平糶糧”后都激動的流下了歡樂的淚水。郝辛寨村郝如春老娘感慨萬分地說:“不是共產黨的領導,恐比民國十九年,二十六年的大災荒還要嚴重好多倍哩!是毛主席又把我這把老骨頭揀回來了!”
三、向地富借糧、贖地
在生產自救,互助渡荒的同時,于1943年春遵照冀南行署《關于借糧渡荒的指示》和1944年夏末《關于贖地的訓令》精神,發(fā)動群眾向地主,富農開展借糧、贖地斗爭。如在南陽堡,就通過說理將劉老連的倉庫打開,把數千斤糧食借給農民。這場斗爭是肥鄉(xiāng)縣委在這村住時直接推動下進行的。劉老連(外號,真實名子不清楚)是周圍幾個村有名的大戶,深宅大院,數宅連接,雇著多名長工。除了本家占有大量土地外,高利貸收入很多,囤積居奇嚴重。在1943年的危急關頭,他依然置鄉(xiāng)鄰街坊于不顧,以“一斗粗(糧)換二斗細(麥子)”,狠心進行盤剝,民憤極大,在說理的情況下,他頑固抵抗,裝出一副假態(tài),妄圖混過去。幾經周折,惱怒了群眾,經過面對面的斗爭,分借了劉家約五,六千斤糧食。在清漳村農會主任某帶領100多名貧苦農民,向號稱數十頃良田的地主趙培元(名子可能有誤)借糧,趙雖一時氣勢洶洶,但經過說理也不得不把掩藏特嚴的糧食借出來,以“年景好轉后再償還”的辦法,打借條分給群眾10多石糧食。
對于乘人之危,以低價(幾斤糧食或幾元錢)購去窮人土地的問題,是在借糧工作后,群眾稍有生息時發(fā)動了贖地運動。其基本精神是:地主要中、窮戶的堅決贖,中農相互間酌情贖,窮人要富戶的一律不準贖。這樣頗得人心,工作順利。大約在幾個月時間內就解決了問題,廣大群眾歡欣鼓舞,感謝黨和政府“恩重如山”。
大地復蘇
大生產運動的蓬勃開展,給肥鄉(xiāng)人民帶來了得意春風。群眾從看得見摸得著的體會中,更加相信黨和政府。干群關系進一步改善,互助互濟,戰(zhàn)勝困難,自力更生,搞好生產的積極性更加自覺。1943年秋后,縣、區(qū)干部星夜發(fā)動,抓緊翻地搶種,把上級黨委及時運來麥種據情貸給廣大群眾,小麥播種面積空前擴大,為1944年夏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943年秋后到1944年夏收以前,可說是肥鄉(xiāng)抗日斗爭中黎明前的黑暗。敵人掃蕩不斷,我們活動困難,真正是“夜宿炮樓下,眼觀汽車燈,行走必過(公)路,天天跑敵情”,在敵、旱、蟲災接踵而至的環(huán)境里,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仍保證了各項工作的進展。特別是黨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發(fā)揮了巨大威力。就肥鄉(xiāng)一區(qū)的小范圍內來講,在肥鄉(xiāng)東區(qū)最孚有眾望的人物,都加入了戰(zhàn)勝天災、敵禍的斗爭行列。如朱尚珍(井頭人,一代名醫(yī),解放后任肥鄉(xiāng)縣醫(yī)院院長),張老雅(北口人)、王延安(趙寨人)和粟長春(北行村)等紳士名流。這些人行醫(yī)多年,交往廣闊,親朋較多。我們依靠他們做了我們難以干好的工作。如從敵人方面搜集大量情報向我們提供,對偽人員進行說服,促使改惡從善,營救我方被捕的干部等。一區(qū)武委會的李德堂和財糧助理員李華峰同志,在被北口、大移莊炮樓敵人逮捕后,都是經朱尚珍、張老雅兩位先生直接找到偽軍隊長,以誤抓親戚名義,保釋出來的。正因為這些人士心向抗日,韓國治同志不斷吃住在朱先生家,朱先生摯誠相待,視為至朋厚友,在家家?guī)缀跻獢嗉Z的時刻,常把為他人看病不要錢所得的“禮品”拿來給我們吃。他德高望眾,受到廣大人民的尊重,連肥鄉(xiāng)臭名昭著、惡貫滿盈的偽大隊長程二鍋子(原名程廷臣,廣平宋固人)和偽縣長安明新(謝村人)也為看病等有求過朱先生,這就使他們村周圍的東漳堡、東趙村、路莊等不少炮樓的敵人都知“朱先生和城里大隊長、縣長有深交”,而對朱的活動有所計較。因之,使朱先生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能暢通無阻,在協(xié)助我們搞好敵工工作上做出過貢獻。一次,還安排韓國治同志與東漳堡偽小隊長在井頭村朱家對話,更好地分化和瓦解了敵人。他還受到我們的囑托,多次只身冒險進城找程二鍋子、安明新,勸其“改邪歸正給自己留條出路”,盡管沒能奏效,但在敵人內部卻發(fā)生了一定的影響,使不少人不敢輕舉妄為。如有一次,正在三區(qū)工作的郭樸真同志在東呂營村被敵人包網捉住,曾在我政府文教科當過通訊員后投敵的小路發(fā)現后,用以假亂真的辦法逼郭去“擔水”,送出村外解脫的。
當時在其他各項工作上,隨著生產運動的開展,也都取得了新的進展。如參軍參戰(zhàn),成了人們意識中的義不容辭的義務。肥鄉(xiāng)縣模范團的根子,就深扎在這塊土地上。
1943年擴軍時,干部、農民爭相入伍。一,四區(qū)搞的尤其紅火,那時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爭的事例屢見不鮮。有一次我和縣武委會干部武洪慈同志在南莊村集中新兵,按上級指示超過17人減少入時誰也不干。那次是補充八旅二十三團,傍晚從南莊出發(fā)東下,經過大移莊——北口、平固店——侯村兩道封鎖線,天明趕到館陶徘徊頭交分區(qū)武委會。當時每次參軍人數都是超額完成。遇上戰(zhàn)斗,個個生龍活虎,沖殺在前,不伯犧牲,聞名的冀南平原的“呂洞固戰(zhàn)斗”中的勇士們,不少是肥鄉(xiāng)籍戰(zhàn)士。北高路國文、北河馬魏修珍、路莊路建東、孫長秀、楊枝榮等是當時許許多多英勇善戰(zhàn)新聞人物中的幾個,他們在戰(zhàn)斗中幾次掛花不下火線。1944年夏末秋初的一天,在撥除大移莊炮樓時,戰(zhàn)前備好20口棺材齊排在距炮樓6華里的王莊西頭村口上,我們的戰(zhàn)士,在戰(zhàn)前爭搶在棺材上寫上自己的名子或記上符號。“這個棺材歸我!” “這口我占下!”燕趙兒女慷慨悲歌,感天地而動鬼神。第二天戰(zhàn)斗結束后,確實有我們的好戰(zhàn)士、農民的好兒子為了人民過好日子,為了我們的今天而戰(zhàn)死在血泊中,成殮在他們事前劃定的棺材里。迄今60多年了,當時他們的英姿雄態(tài),仍閃爍在我們當地人們的記憶中。致于農民的擔架隊也是如此,從家鄉(xiāng)到漳河邊,由冀南到冀魯豫的黃河畔,每次戰(zhàn)斗,都同樣表現出不畏兇險,緊跟在戰(zhàn)士后面,“打仗還是親兄弟,臨陣還是父子兵”,親密無間的軍民關系,是我們克敵制勝的根本。
在“睡覺要靠洞,過路要人送,吃飯要過稱”,敵炮樓星羅棋布,旱、蟲災害危及生命中,我們的人民按“合理負擔”保證抗日救國公糧入庫。就一區(qū)為例,在炮樓夾縫中,敵人擾亂頻繁,但和我們在患難中建起血肉關系的群眾能夠做到人心向我不資敵。就是有少數村有“資敵”行為時,也都主動來要我們批準,照囑托應付辦事,如路莊肖玉章、雞澤屯老紅等,雖是“偽村長”,可都是我黨黨員,在故人催糧緊急時,白天拖拉著把糧食收集好,夜間讓游擊隊運走,并向敵人謊報糧食被八路軍搶走,路莊盡管是敵人炮樓所在村,在肖玉章等黨員同志的努力下,總是保證了救國公糧入庫。
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人民群眾。我們依靠廣大被發(fā)動起來的群眾,群眾也依賴和保護了我們,相依為命,親如手足。這期間,肥鄉(xiāng)縣婦聯(lián)主任李學良同志常住東高崔富生家,崔家8口人,缺糧斷炊,不滿周歲的孩子活活餓死。李看在眼里,痛在心上,把每天僅供給的10兩(16兩1斤)小米給崔家一塊熬湯喝。老李熬的面黃干瘦,使崔家于心不安。由于我們體貼群眾,群眾也視我們如子女。1942年臘月間一天,李學良和殷耀中(女、現在北京工作)同志住在小營村安棟家,第二天就遭到北口炮樓日軍的包圍,這兩位同志鉆進洞內,安大娘剛蓋好洞口,敵人就闖進來了,硬逼著安大娘“交出兩個女八路!”安大娘不承認,敵人就到處亂翻,刺刀亂捅,隨后對周圍戶直至全村進行搜查,敵人還把群眾趕到街上,威肋說:“交出來兩個女八路,皇軍大大有賞,不說出來要殺頭殺頭的。”廣大群眾心向抗日政府,不予理睬,敵人掃興而去。數日后,李、殷二人來東辛店,又遭包圍,再次脫險。兩次事件,發(fā)現是壞人李二保告密,被我處決。地洞當時是我們干部,群眾的重要依靠。1943年冬,這縣地道建設進入高潮。一區(qū)24村有18個村莊行動起來,不少地道是多戶連通,能防能戰(zhàn),內有陷井,表面?zhèn)窝b,形成地下長城。如王莊村就是其中最好的一個。肥鄉(xiāng)縣的地道建設曾受到冀南區(qū)黨委和三地委的表彰。我們的縣、區(qū)干部多住在家有地洞的“堡壘戶”里,如王莊吳益堂、楊蔭堂,西南口魏清如,小移莊于成林,郝辛寨郝蔭楠,井頭村蘇以及小營村安棟等家。這都是我們住明了的隱蔽處,壞人會知道、敵人包圍的可能性時有發(fā)生。可是他們擔著巨大的風險保護了我們。一天早上,四區(qū)區(qū)長馮國棟在大西高村被敵包圍了,他的房東一家機智勇敢,見義勇為,尚未出嫁的姑娘聞訊,果斷盤起辮子,改為發(fā)結。當敵人進屋訊問時,她從容鎮(zhèn)定,聲稱馮是她女婿,騙過了敵人。回首往事,歷歷在目,記此來表達我們對戰(zhàn)斗在這塊土地上的死難烈士和革命同志的懷念之情,同時表達對生我養(yǎng)我的肥鄉(xiāng)人民的眷戀。
(摘自市政協(xié)文史資料第四輯)
（摘自邯鄲抗戰(zhàn)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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