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大名縣舊治鄉(xiāng)陳莊村出土一方圓首豎碑墓志銘，寬35厘米，高60厘米。讓眾多國內外專家、學者興奮不已的是該墓志銘一面鐫刻11個西夏文字母，另一面則有500多個漢文字符。
學界一致認為，該墓志銘為目前發(fā)現(xiàn)的元代最早一方西夏文、漢文碑刻，顯示出元代西夏后裔的民族傳承、墓葬特點和文化特色，是研究西夏移民在中國發(fā)展、存在過程，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史金波建言，其當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1、歷時190年，傳承十世！神秘的“西夏王朝”
西夏是指中國歷史上由黨項人于公元1038年至1227年間在中國西部建立的一個封建政權。唐朝中和元年（881年），拓跋思恭占據(jù)夏州（今陜北地區(qū)的橫山縣），封定難節(jié)度使、夏國公，世代割據(jù)相襲。公元1038年，李元昊建國時便以夏為國號，稱“大夏”。又因其在西方，宋人稱之為“西夏”。
西夏王朝的締造者黨項羌原居于黃河河曲一帶，是諸羌族中的一支，北朝末年逐漸強盛。
唐初，居住在黨項人西面的吐蕃族日益強大，對黨項諸部落形成很大威脅。為求得生存和發(fā)展，黨項人開始了長達百年的大遷徙。他們先是到甘肅慶陽，后其中一部分再次遷到陜北米脂、橫山一帶定居。遷徙到陜北的黨項部族有八大種姓部落，其中以拓跋氏勢力最強。
唐末，社會動亂，各勢力紛爭，最終釀成了一場農(nóng)民起義。為鎮(zhèn)壓起義，唐僖宗調各路人馬，黨項首領拓跋思恭率部參戰(zhàn)，作戰(zhàn)有功，升任夏州節(jié)度使，封夏國公，并賜李姓。
五代時期，中原分裂，黨項人借機不斷擴張自己勢力。881年，拓跋思恭“雖未稱國而王其土”建立夏州，在自己統(tǒng)治的轄區(qū)內任命官吏，征收租稅，形成了一支不可忽視的地方勢力。
北宋建國之初，黨項諸部與宋廷相安無事。后來，拓跋部對宋廷時叛時附，雙方之間的戰(zhàn)爭持續(xù)了十多年。拓跋氏失敗最慘重時，領地盡失。后來族人李繼遷重新糾集力量，經(jīng)過十幾年的征戰(zhàn)，重新占領了陜北銀、夏、宥、鹽等五州之地。
1001年，李繼遷連取北宋懷遠(今寧夏銀川市)等河外五鎮(zhèn)，1002年，一舉攻破靈州，并定都于此。1003年，李繼遷率軍與吐蕃戰(zhàn)，不幸中箭身亡，其子德明即位。他實行“東合西進”的政策，向東與宋結好，為黨項社會的發(fā)展營造了一個和平安寧的環(huán)境；向西“掠吐蕃戰(zhàn)馬”，向北“收回鶻銳兵”，將自己的勢力范圍推進至河西走廊。
1020年，李德明將都城由靈州遷至懷遠鎮(zhèn)，升為興州，并大興土木營建宮室。1032年，李德明去世，其子元昊即位，改興州為興慶府。1036年，元昊擊敗河西回鶻，把勢力一直擴大到敦煌一帶。
夕陽下，西夏國殘留遺跡黑水城的標志建筑——佛塔
此時，西夏領土“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地方萬余里，倚賀蘭山以為固”，雄踞塞上。1038年，元昊在興慶府南郊祭壇高筑，在眾大臣的擁戴下，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寶座。
元昊所建立的王國西夏語稱為“大白高國”，因其位于同一時期的宋、遼兩國之西，歷史上稱之為“西夏”。這是一個曾經(jīng)盛極一時的王朝。自1038年元昊稱帝，到1227年末主失國，歷190年，十傳其位。其間金代遼治，宋室南遷，而西夏則巋然不動。
2、神秘消失的“西夏文”，為元朝統(tǒng)治者湮滅
神秘的西夏文
在漠北草原興起的蒙古族歷經(jīng)300多年的火并完成了統(tǒng)一。1206年鐵木真稱王，號成吉思汗。
統(tǒng)一后的蒙古部族繼續(xù)南進，意欲統(tǒng)一中國，并首先把矛頭指向了西夏。在此后的22年間，蒙古先后6次伐夏，其中成吉思汗4次親征。
銳不可當?shù)拿晒盆F騎橫掃亞歐大陸，所向披靡，然而在西夏國門前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頑強抵抗。成吉思汗降旨：“每飲則言，殄滅無遺？以死之、以滅之。”1227年，蒙古大軍包圍夏都興慶府達數(shù)月之久，西夏最終因彈盡糧絕，于1227年6月舉城投降。
然而在西夏滅亡之前，成吉思汗卻因中了黨項人的毒箭而斃命。處于戰(zhàn)爭癲狂狀態(tài)的蒙古大軍，帶著強烈的復仇心理，對西夏實施了滅絕性的摧毀。他們不但血洗都城，將積聚近200年的宮殿、史冊付之一炬，而且還將賀蘭山下的皇家陵園毀盜殆盡。
至此，曾在中國歷史上威震一方的西夏王朝灰飛煙滅了。
更可嘆的是，元人主修了《宋史》、《遼史》和《金史》，并在三史中各立了《夏國傳》或《黨項傳》，而獨沒有為西夏編修專史，以至在《二十四史》中，《西夏史》成為遺憾的空缺。
數(shù)百年來，西夏漢文史料的匱乏和同時代宋、遼、金史料的豐富一直形成鮮明對照。但是，后世的研究者們并沒有因為史籍中的空白而放棄對它的追尋。人們通過各種途徑，如廢棄的建筑、殘缺的經(jīng)卷以及殘陵亂冢，尋找著這個遺失王朝的蹤跡。
以黨項族為主體的西夏政權雖然存在不到200年，但西夏人卻創(chuàng)造了異常璀璨的文明，西夏文字便是最有說服力的代表。但由于長期以來沒有實物研究，“西夏文”成為了一種神秘的存在。
西夏建國前夕，李元昊便讓富有才華的大臣野利仁榮等創(chuàng)造、記錄黨項族語言，野利仁榮很快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創(chuàng)出6000多個字。
人們習慣上將漢字稱為方塊字，事實上將西夏字稱為方塊字更為貼切。西夏字筆畫繁復，但結構緊湊，字形飽滿，個性鮮明。在當時，它不僅用于政府公文，而且還被用來翻譯經(jīng)典著作。
近千年前，西夏文寫出了西夏國自尊自強的個性；數(shù)百年之后，記憶這段塵封歷史的文字又不斷破土而出。
在甘肅省博物館里，收藏著一張發(fā)黃的紙片，紙的上下角已經(jīng)殘破，上面依稀可以看到一些橫豎方格和用漢、夏兩種字體書寫的文字：“六月，朔日甲辰”；“七月，朔日甲戌。”
據(jù)西夏學專家陳炳應先生考證，這是一份丁亥年5～12月的夏漢文的日歷。日歷上的丁亥年為公元1047年。這個時間距文獻記載的西夏文字創(chuàng)制的時間僅10年左右。
1962年9月，在保定市北郊約2公里處的韓莊一座俗稱“大寺”的古寺院遺址中發(fā)現(xiàn)了兩座明代的西夏文石經(jīng)幢，幢身每面均刻有西夏文，刻文時間是明弘治十五年，即1502年。這是迄今發(fā)現(xiàn)的時代最晚的西夏文。
這兩座石幢的發(fā)現(xiàn)，說明西夏文的使用下限至少是在明代，并說明直到明代時，黨項人作為單獨的實體仍然存在。1047～1502年，這意味著西夏文的使用時間長達450余年，這在歷史上并不多見。
3、清代學者張澍寺廟內打開西夏文“寶典”
1810年秋，閑居在家的著名學者張澍，與好友到地處武威城內東北隅的清應寺游覽，偶然發(fā)現(xiàn)這里有座隱秘的碑亭。令人不解的是，碑身前后卻用磚石砌牢，死死封閉，僧人說寺內代代相傳，內有異物，不能打開，否則將有災禍降臨。
聽到這里，學識淵博的張澍越發(fā)感到驚奇，他認為這里面肯定有某種鮮為人知的大秘密，便再三懇求僧人拆開砌封，并立下誓言愿承擔一切損失。因張是當時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寺僧不得不給面子，只好破例拆去了砌封。
果然墻內出現(xiàn)一奇特碑刻，張澍看一面的文字似漢文方塊字，但又不是漢字。這時，才高八斗的他萬萬沒有想到，這上面的字他竟連一個都不認識。
經(jīng)研究，他認為這是早已“消失”的神秘西夏文。碑刻另一面的漢字“譯文”讓他大吃一驚，原來這碑刻竟是“失蹤”數(shù)百年的、大名頂頂?shù)摹吨匦拮o國寺感通塔碑》，堪稱無價之寶。
西夏立國后，黨項上層把佛教作為統(tǒng)治思想之一。為發(fā)展佛教，他們大興土木，興修許多寺院和佛塔等。
據(jù)當時資料記載“近自畿甸，遠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字遺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無不必葺。”于是西夏境內佛剎林立，致使后人感嘆“云銷空山夏寺多”。
當時涼州(今甘肅武威)是西夏國的西涼府，位居輔郡，地處險要，歷來佛教浸盛。所以，建廟修塔時，西夏統(tǒng)治者自然不會忽視這個多民族雜居的“戰(zhàn)略要地”。
西夏天佑民安四年(1093年)，由夏崇宗乾順與皇太后發(fā)愿，動用子大量人力與錢財，決定重修涼州護國寺內因地震受到破壞的感通塔，同時修繕寺院。第二年竣工，立碑贊慶。
這一年恰好是乾順誕生十周年，為了給十周歲的皇帝祈福，興辦了隆重的佛事活動。這通碑就是保存至今著名的《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也就是現(xiàn)在所說的“西夏碑”。
按正常思維，該碑理應放在護國寺，但西夏統(tǒng)治者為何將這一記載重要歷史事件的碑刻，放在“檔次”遠不如護國寺的清應寺內，且嚴密隱藏?如今這還是個難解之謎。
這通碑一面為西夏文，共28行；另一面為漢文，26行。兩種文字內容大體相同，都是敘述建立和修繕感通塔的詳細情況。碑刻的漢文部分，一開始就敘述在阿育王建立的八萬四千寶塔中，涼州塔是其中比較著名的一個，后幾經(jīng)興廢，至前涼張?zhí)戾a統(tǒng)治時期，又建佛塔以安置佛的杏眼舍利。
西夏立國后，這座寶塔祥瑞感應的故事很多。如西夏天佑民安三年，公元1092年涼州發(fā)生地震，佛塔出現(xiàn)嚴重傾斜。有司正要派人搶修，這座塔竟出人意料地自行恢復原位。
眾所周知，世界著名的仳邱斜塔，是河水長期沖刷泥沙導致大量淤積，使下陷的塔基逐漸抬高才白行扶正的。而西夏寶塔卻能在一夜之間自行恢復原位，的確難以解釋。有人說這是余震的結果，但據(jù)行家介紹，這種“巧合”成功的概率很小。
如果說感通塔的“行自糾正”屬自然現(xiàn)象的話，碑刻上記載的“塔現(xiàn)燈光，駭乎涼土，是夕亦大雷電，于暝晦中，上現(xiàn)瑞燈，羌人睹之，驚駭而退。”種種記載，使此塔更顯靈異。當時，無論涼州百姓或西夏上層，也都認為感通塔能安國佑民，消災解難。
接著，這塊碑刻上還敘述了崇宗即位后，西夏重視佛教，多次召集工匠修飾佛塔，使其煥然一新的情況。贊揚了皇帝和太后“發(fā)菩提心，大作佛事”的善舉。
碑文還記載了寶塔修成后所作的禮佛活動，最后是書寫碑文、篆額、主持或負責修飾佛塔寺人員的職稱和姓名。這區(qū)區(qū)26行漢字，書寫了當時一段弘佛歷史，內涵極為豐富。專家說如此“包羅萬象”的佛教石刻，在海內外實屬罕見。
這塊西夏碑高2．6米，寬1米，厚30厘米。碑首呈半圓形，邊呈殺角，四周刻忍冬花紋。碑首西夏文篆字題額“敕感應塔之碑文”。兩側各有線刻會樂菩薩，作飛天狀。它不僅是目前我國現(xiàn)存最大最好的西夏文碑，為研究西夏佛教提供了很多寶貴資料，且碑的正背兩面，還分別刻著西夏文和漢字釋文，是一部珍貴的西夏文、漢文相對照的“字典”，對破譯古老失傳的神秘西夏文，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1961年3月4日，國務院正式公布該碑為第一批全國重點保護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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