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殘酷的現(xiàn)實里，用閱讀捍衛(wèi)美好|鳳凰網(wǎng)讀書年度書單

原作名: Entlang den Gräben 作者: [德]納韋德﹒凱爾曼尼（Navid Kermani）譯者: 李雙志 / 王博 出版社: 索·恩|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年: 2019-9-14

6段旅程，12個國家和地區(qū)，54篇日記，德國作家納韋徳·凱爾曼尼用《沿墳?zāi)苟小伏c亮了世界地圖上那些被遺忘的地區(qū)——連帶它們正受摧毀的文明。 這是一部厚重、沉重而不滯重的優(yōu)秀紀實作品。 一方面，作品本身有巧妙構(gòu)思和獨特價值，它以日記形式鋪開了一整條游客視角的敘事線索，同時糅合高密度地理、歷史、政治、文化等知識，最終構(gòu)成足夠成熟的田野調(diào)查筆記，是打開當今世界地緣政治問題的正確方式之一。 另一方面，作者本人也絕不該被低估，他對現(xiàn)代危機地區(qū)的積極關(guān)注既顯示了一個作家理應(yīng)具備的專業(yè)素質(zhì)、世界眼光和人文關(guān)懷，也是個體踐行于解決當下歐洲結(jié)構(gòu)性問題和集體困境的投射——凱爾曼尼作為伊朗裔德國人，是相信“歐洲精神”的“異鄉(xiāng)人”，是反對極端民族主義的世界主義者，但他秉持這些堅固信念的同時，言辭并不激烈、尖刻，字里行間還透露出知識分子特有的冷靜和坦蕩，反倒令人動容。 書名把德語單詞“壕溝”錯譯成“墳?zāi)?rdquo;是這個版本的硬傷，但總體來講瑕不掩瑜。

《寂靜的孩子》

作者: 袁凌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團出版年: 2019-6

“請身邊所有人留下遺言，如果有人沒有遺言，就記錄下他的沉默。 ”這句摘選自袁凌出版的第一部非虛構(gòu)作品《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序言的話，或許可以視作理解他和他作品的“題眼”。 從記者轉(zhuǎn)型為作家以來，袁凌的目光始終沒離開弱勢群體，他用最平等的姿態(tài)觀察人，記錄最真實的底層社會生活。 最新出版的《寂靜的孩子》更是這樣，四年間，他走訪了全國各地的偏遠地區(qū)，為數(shù)百名城鄉(xiāng)兒童發(fā)聲，而又沒有一味書寫他們承受的不為人知的苦難。 他當然沒有回避矛盾和沖突，但同時還在具體場景和大量細節(jié)里展示了孩子身上特有的能量，讓人可以從紀錄片式的故事畫面里聽得見呼吸，也感受得到體溫——是真正在做也做到了最簡單同時最難的那件事，即用文字傳遞生命力。

《呼吸》

原作名: Exhalation: Stories 作者: [美] 特德·姜 譯者: 耿輝 / Ent / 李克勤 / 姚向輝 出版社: 譯林出版社出版年: 2019-12

特德·姜說： “所有我作品中的那些對思維實驗的展開和對哲學問題的探究，這些都正是科幻所要做的。 ” 他的作品激起讀者思考小說的可能性，不只是講故事的藝術(shù)，也是知識邊界的開拓、思想的開拓，這些精雕細琢的短篇，如同星辰展現(xiàn)出它神秘的色彩。 難得的地方在于，作者會去思考自由意志、人的存在本身這些很關(guān)鍵的、人類歷史探索的命題，他會用一個很短的故事，讓你換一個角度思考這些事。 比如:自由意志或許是一個悖論？ 我們可能根本沒有自由意志。 或者:如果你看到了未來，但那是一個對你本身不太好的未來，你是否還會去按照命運的軌跡行走。 在《你一生的故事》《巴別塔》《前路迢迢》里，特得·姜以一種很動人的方式切入到這些議題。 他的短篇迷人的地方，一方面是語言的雋永，另一方面便是嚴肅的哲學命題思考，這是難能可貴的。

《死屋：沙皇統(tǒng)治時期的西伯利亞流放制度》

原作名: The House of the Dead: Siberian Exile Under the Tsars 作者: [英]丹尼爾·比爾 譯者: 孔俐穎 出版社: 四川文藝出版社出品方: 后浪出版年: 2019-6

“這里才是自己特殊的、無比丑惡的世界。 ”1862年，歸來的流放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說中如此描述西伯利亞，他將北亞這片廣闊富饒卻又貧瘠惡劣的土地稱為“死屋”，因為那里有一批又一批人忍受著殘酷與絕望——那是沙皇強權(quán)天然的監(jiān)獄。

借助19世紀的新聞報道、官方報告和小說文字，丹尼爾·比爾回溯到俄國流放制度的源頭，沿路而下，完整展現(xiàn)出這一段懲罰史的形成、發(fā)展、衰落和變形。 盡管西伯利亞的暴風雪折磨過許多俄羅斯民族偉大的頭腦，丹尼爾卻沒有將之書寫成知識分子的受難史，而是同時關(guān)注著那些普通的罪犯、冤屈的無辜者甚至逃犯和賞金獵人，充滿質(zhì)感的文字勾勒出的是一幅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眾生相。 而當皇帝的寶座終于被掀翻，一種新型的社會實驗開始，流放卻并未就此終結(jié)，歷史并不是全然按著它被希望的樣子行進。

《馬背上的朝廷：巡幸與清朝統(tǒng)治的建構(gòu) （1680— 1785）》

原作名: A Court on Horseback:Imperial Touring and Construction of Qing Rule,1680-1785 作者: [美]張勉治 譯者: 董建中 出版社: 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年: 2019-10

受影視劇影響，乾隆皇帝“六下江南”的故事，在中國家喻戶曉，他在江南游山玩水、視察河道，并有可能到海寧“探親”。 美籍華裔學者張勉治以“新清史”的研究視角，即強調(diào)統(tǒng)治者的滿族特性，發(fā)現(xiàn)了乾隆南巡另外一個不為人知的目的——展示滿人“馬上治天下”的理念，對江南文人知識分子進行籠絡(luò)。 他一路騎馬、打獵、住營帳，隨行將領(lǐng)、侍衛(wèi)無不是滿人精英，仿佛一次軍事行動。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特別注意到了乾隆“御制詩”的史料價值。 乾隆的御制詩如同他的日記，雖然質(zhì)量不高，但無不展現(xiàn)他在南巡過程中的所思所想。 作者對其進行了細致分析，比如乾隆在稱頌江南美景的同時，從不忘營造“勤政”形象，為奢侈的南巡辯白——“巡狩尋所守，觀民觀我生”，那意思是說，南巡為的不是享樂，而是考察吏治、民情。

總的來說，張勉治這本書為南巡這個老話題打開了新視點，讓我們對乾隆“六下江南”的目的和意義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聲入心通：國語運動與現(xiàn)代中國》

作者: 王東杰出版社: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品方: 譚徐鋒工作室出版年: 2019-3-1

“我手寫我口”這五個字，今人大抵是不陌生的，卻往往只是將其理解為言文一致。 可曾想，原本文言傳統(tǒng)中就有古白話，言文一致并非純?nèi)坏慕a(chǎn)物。 所以“我手寫我口”，關(guān)鍵不在“一致”，而在什么言、什么文，“言文一致”加上“國語統(tǒng)一”才是國語運動的全貌。

《聲入心通》一書，將國語運動納入到了20世紀中國整體轉(zhuǎn)型的脈絡(luò)中，探討語言和文字改革如何反映并參與這一過程，又對中國文化的存在形態(tài)以及國家建構(gòu)、國族認同、文化理想、地方觀念、階級意識等新興思維產(chǎn)生了何種影響。 借由作者王東杰扎實縝密的學術(shù)研究，我們會發(fā)現(xiàn)言與文是如何部分地推動和塑造了一個“新中國”，正如學者戴錦華曾言： “這一過程包含了極端內(nèi)在的、深刻的震蕩。 ”

《人行道王國》

原作名: Sidewalk 作者: [美]米切爾·鄧奈爾 / [美]奧維·卡特譯者: 馬景超 / 劉冉 / 王一凡 出版社: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年: 2019-3

這是一部精彩程度可比擬電影和小說的人類學民族志作品，作者在紐約街頭的步行道上親身參與攤販的工作與生活，為讀者勾勒出一個由底層群體組成的街頭小社會。 在這本書中，你會看到城市空間中自發(fā)生長的秩序是如此穩(wěn)定、有力，而并非指向混亂、危險。 也許你會聯(lián)想到我們對于城市空間的一系列舉措，繼而對清潔化的城市治理做出一些反思。 作者之所以能對底層的生存邏輯進行如此細致入微的呈現(xiàn)，很大程度要歸功于作者和這些攤販、乞丐、流浪漢們成為了真誠的朋友，而非只是把他們當作學術(shù)修辭中一個冷冰冰的客體。 對于權(quán)力相對弱勢的人，作者不僅把研究的文本給他們看，還要讓他們參與到對意義的討論中，甚至本書后記就是由其中一位訪談對象所寫。 藉由這種互動，本書能夠減少人們對邊緣群體的偏見，也減少對底層浪漫化的想象。

《時間的秩序》

原作名: The Order of Time 作者: [意]卡洛·羅韋利譯者: 楊光 出版社: 湖南科學技術(shù)出版社出品方: 博集天卷 企鵝圖書出版年: 2019-6

為什么我們記得過去，而非未來？ 是我們存在于時間之內(nèi)，還是時間存在于我們之中？ 每個人擁有不同的時間，還是統(tǒng)一的時間？ 《時間的秩序》的作者卡洛·羅韋利告訴我們： 時間不是統(tǒng)一的、沒有方向性，也沒有獨立性。 時間是人們的幻覺，我們對世界一直有誤會。 打破之后，便是重塑。 這也構(gòu)成該書最可貴之處： 在物理學中加入了哲學的探索，因為作者堅信，“時間感”取決于人類大腦的特定結(jié)構(gòu)，應(yīng)當融合“人”的感知維度。 不因為語言的詩性而缺乏嚴謹性，是作者的另一追求。 作為一本科普讀物，卡洛·羅韋利小心避開科普的陷阱——將一切都說成明確與肯定的。 書中反復(fù)出現(xiàn)“這是不確定的”或“這只是我提出的一個想法”。 而在不藏拙的背后，也同時藏著巨大的野心： 他希望這本書能適用于所有人群——對科學家、哲學家、對大眾，對我們身處時間中的每一個人。

02/ 編輯部爭議之書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五四的另一面：“社會”觀念的形成與新型組織的誕生》

作者: 楊念群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品方: 世紀文景出版年: 2019-4

今年是五四一百周年，大陸知識界卻在這個節(jié)點命題面前陷入了失語狀態(tài)。 楊念群先生的這本《五四的另一面》幾乎是唯一一本觸碰五四的專著，僅就此言，我們就值得且必須予以作者和出版方極大的尊敬。 何況此書還于通常的思想史、政治史討論之外提出了“社會”的關(guān)鍵詞，試圖打通思想爭論與基層實踐的關(guān)系，開拓了五四研究新的可能性。

實際上，《五四的另一面》脫胎于作者十年前的那本《“五四”九十周年祭： 一個問題史的回溯與反思》，這一次增補了兩章，可見不是簡單的再版。 只是十年前的舊作就有倉促之感，概念和理論為主，材料與論證相對單薄，因此在邏輯和對觀點的支撐上埋下了值得商榷的空間。 這些問題在重新出版時仍未得到解決，觀點支配材料、理論代替論證的疏松之處依然可見，似乎十年之間，楊先生并未對這一命題進行充分思考和準備，當然五四研究也確實不是他的主業(yè)。

《有所不為的反叛者：批判、懷疑與想象力》

作者: 羅新出版社: 上海三聯(lián)書店出品方: 理想國出版年: 2019-5

2017年的一本《從大都到上都》讓學者羅新走向了更大眾的視野。 盛譽之后，我們不妨重新思考，羅新的“走紅”是否包含著在百家評書已為陳跡、知識付費趨于下沉之后，我們對于學院知識與消閑閱讀之間新的連接方式之想象的自我獎勵？ 今年，羅新又推出了一本《有所不為的反叛者》，繼續(xù)備受贊譽，并入圍了年底一些圖書排行榜和獎項。 客觀地講，幾篇有關(guān)批判、懷疑、想象力的小文的確具有一定啟發(fā)性和公共關(guān)懷，也彰顯著之于社會議題的敏銳度。 不過作為隨筆和媒體文章合集，作者所書其實不過常識，且限于篇幅與功用，并未進行更深的思辨和闡釋。 這當然不是一本差書、壞書，但若作為歷史類、思想類圖書躋身年度名單，不免有些過譽，畢竟總還有一些深入的、嚴密的、體量豐厚的、研究成熟的歷史、思想書籍出版于市，它們或許更應(yīng)該被有限的目光與精力所關(guān)注——至少在智力和體力的投入上，它們可以想象的艱難得多。 對于《有所不為的反叛者》的反思，不是在批評這本書和羅新，而是在反思我們自己： 對知識的需求是否足以克服自身的懶惰？ 對閱讀的畏難是否部分證偽著對知識的渴望？ 在閱讀與知識之間究竟應(yīng)該搭建一節(jié)怎樣的階梯？

《南京傳》

作者: 葉兆言出版社: 譯林出版社出版年: 2019-8

作為知名作家，葉兆言多年來始終不曾離開南京，在中國現(xiàn)有的文化資源分布格局之下，這份對故土的眷戀與不棄可謂難得。 活到了花甲之年，他想為故鄉(xiāng)做個傳，據(jù)說畢四十年寫作之功于一役，每天奮筆十小時。 但就成書來看，葉先生的辛苦明顯是被自己的雄心“坑”了。

所謂“傳”，最重要的就是志史和摹像。 葉先生是作家，志史并非本業(yè)，所以寫起南京的前塵往事依循的仍是傳統(tǒng)的宏觀史大事紀，探尋不出多少隱藏的金陵秘事； 摹像倒該是其長項，卻因著架起的歷史結(jié)構(gòu)，筆觸再難深入煙雨城的每個街角巷陌，于是葉先生便與他生于斯長于斯的南京隔開了一層，少了幾筆滿耳方言舉目塵煙的活態(tài)，也就丟了些許情真意濃，南京便只是丹青之上的南京、符號性的南京。

我們自然不曉得葉先生在動筆之前構(gòu)想的“南京傳”是怎樣一副面貌，只是展卷閱去實在有些像是一本以城市為名的文化大散文。 對于南京作家葉兆言，我們更期待他筆下的南京是活的南京、是有質(zhì)感的南京、是留下生命痕跡的南京。 這或許需要雄心小一點，就像于堅寫了一本昆明，只取名為“記”。

《倦怠社會》等韓炳哲作品叢書

書名：《他者的消失》《倦怠社會》《娛樂何為》等 作者：韓炳哲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團·見識城邦 出版年: 2019

韓炳哲的每一部作品都旨在對當代社會狀況進行批判。 不論是“自戀”情節(jié)導致的愛欲之死，還是自由外表下被剝削與自我剝削的實質(zhì)，亦或是他者消失后的同質(zhì)化擴散，都直指現(xiàn)代性的病灶，也因此牢牢抓住了媒體與大眾的目光。 雖然晦澀的術(shù)語貫穿全書，但讀者會驚訝地發(fā)現(xiàn)，不需要什么哲學基礎(chǔ)，也能看得懂作者的觀點。 短小的篇幅，信手拈來的金句，無異于友好地向大眾遞上了哲學殿堂的入場券。

但是，韓炳哲更像是一個生產(chǎn)哲學快消品的偶像，作品的深刻性恐怕難以經(jīng)得住時間考驗。 首先，觀點的獨創(chuàng)性是最被質(zhì)疑得最多的部分，其作品更像是對眾多思想家觀點的雜糅，并搭配上接地氣的現(xiàn)實案例； 其次，這種非傳統(tǒng)的做哲學方式，也使得一些論斷疏于嚴密的論證； 最后，韓炳哲的作品并沒有提供出一套哲學的解決方案，而僅僅停留在指出問題的層面。

哲學門檻的降低是一把雙刃劍。 當哲學界也出現(xiàn)“網(wǎng)紅”時，驚喜與質(zhì)疑總是并生的。

《82年生的金智英》

原作名: 82?? ??? 作者: [韓]趙南柱譯者: 尹嘉玄 出版社: 貴州人民出版社出品方: 大魚讀品出版年: 2019-9

在一系列關(guān)于女性的社會熱點中，《82年生的金智英》屢屢成為被提及的小說。 有評論者從文學性角度提出質(zhì)疑，認為它更像是小說、社會調(diào)查、新聞事件、議論抒情文的拼貼，而非一部純粹的小說作品。 這時候，要以何種標準討論《金智英》，是否應(yīng)該因為它在道德屬性上的優(yōu)勢，而放寬對它文學層面的計較？ 因此，討論《金智英》，并不只在討論作品本身，也是對“我們?nèi)绾卧u論”這一問題的商榷，即我們是否應(yīng)該把所有文學作品都框在同一套評判標準內(nèi)，又是否需要考慮作者身份、發(fā)表難度、社會討論度等不定因素，從而相應(yīng)調(diào)整對小說本身的評價？

文學性對一部小說到底意味著什么？ 或者說，文學色彩對小說的整體質(zhì)感和讀者觀感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增益，這種增益又是否可以填補或被轉(zhuǎn)化為作品的權(quán)威性、傳播度、影響力？ 顯然不可一概而論，但至少對于《金智英》來說，正因為幾近白描式的、零閱讀障礙的直接書寫，才使得它最大程度地抵達到更多讀者。 更不必說，這種剝離寫作技法和語言潤色的純故事，更容易讓讀者關(guān)照生活，意識到同樣的事也發(fā)生在每一個女性身上。 如果我們知道出演改編電影的演員曾遭受過怎樣的恐嚇、抵制，讀這本書的女藝人又被如何指責和討伐，就會明白，在這本書面前大談文學性或許是一種苛責——請先別假裝看不見房間里的大象。

03/ 編輯部致敬之書

《黑箱：日本之恥》

原作名: Black Box 作者: [日]伊藤詩織譯者: 匡匡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團出品方: 雅眾文化出版年: 2019-4

可能沒有人能準確地說清楚，從什么時候起性別問題成為了一個“顯問題”，盡管18世紀開始就誕生了女性平權(quán)的意識與運動，但不可忽視過往的性別革命總是伴隨并包含在一系列更大范圍的社會運動之中，并不相似于今天的情況。 或許這就是后革命時代的表征之一，性別大概是最后一個壓迫與反抗關(guān)系鮮明的議題——天然的兩性陣營、看似明確的批判指向與貌若絕對正確的訴求——此外在某些語境中，它還是最安全的。 這其中當然存在著更深一層值得商榷和討論的意義，不過那是另外一個復(fù)雜的話題了。

在眾聲匯集的女性吶喊中，伊藤詩織無疑是這一年最響亮的那個。 四年前被性侵的她，終于在今年結(jié)尾得到了法律的公正裁決； 也是在今年，她以自身遭遇寫成的作品《黑箱》在中國出版，成為2019絕對的現(xiàn)象級圖書。 作為日本歷史上首位公開具名指控性侵的女性，伊藤詩織面對的不只是不斷被揭開的疼痛而恥辱的傷疤，還有巨大而無形的社會沉疴。 她不僅選擇直面，更由己及人，希望能以自己的經(jīng)歷昭示社會、警醒同胞。 雖然也有如《生命暗章》般勇敢書寫創(chuàng)傷的作品，但詩織卻沒有選擇小說的形式，某種意義上，《黑箱》是一部以自我獻祭的沉重作品。

在中國和世界其他地方，還存在著更多無疾而終的Metoo，也還有更多處于社會底層的女性，她們的聲音暫時沒有被聽到，所以，在2019的最后一天，我們將最深的敬意獻給伊藤詩織和她的《黑箱》，獻給全世界勇敢的女性。

編輯部成員 | 曹原 李牧謠 魏冰心 徐鵬遠 徐鈞鹽 楊佳琦 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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