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轍：從大名府開啟仕途與詩途
吳蓉
蘇轍，字子由，生于北宋寶元二年（1039年），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唐宋八大家之一。19歲中進士，被宋仁宗譽為“宰相才”。他解褐入仕，即為大名府留守司推官。雖在此任上只有短短一年時間，但他為政之余，筆耕不輟，在大名府留下了不少的詩文作品。
蘇轍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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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治平二年（1065年）三月，蘇轍首次入仕，任大名府留守司推官。不及一月，升任大名府路安撫都總管司管勾機宜文字。雖為幕僚，但蘇轍對邊地防務(wù)的關(guān)注和對百姓疾苦的同情絲毫沒有減弱，為政之余留下了不少詩文。“周旋窮政體，出入解心焦。……百年時節(jié)在，四海眾心翹。”在《王公生日》一詩中，蘇轍不惜筆力，對大名知府王拱辰的為官之道大加贊譽，不難看出，他本人的政治理想也寓于其中，那就是紓國困、解民憂、流芳后世。
大名府一帶曾因安史之亂生靈涂炭、民不聊生。“天寶亂已定，河壖兵更多。故城埋白骨，遺俗喜長戈。臥獸常思肉，奔鯨不受羅?？v橫竟安在，誰見冢嵯峨？”（《次韻王君北都偶成三首》）盡管這段歷史已經(jīng)過去了300年，但在這首詩中，曾經(jīng)的戰(zhàn)亂依然在蘇轍心中刻下清晰的傷痕。
自宋王朝建立以來，大名府承平百年，百姓生活卻依舊艱難，“水旱嗟嚬蹙，瘡痍費抑搔。”（《次韻王臨太博馬上》）負責(zé)勘問刑獄的蘇轍，面對眾多鋌而走險者，常感力不勝任，寫信給時任丞相韓琦實情相告：“旱氣方退，流民未還，盜賊縱橫，犴獄填委。是健吏厲精竭力而不足之日，非庸人偷安自便而能辦之時。”蘇轍斷案從不輕易以刑加人，這一主張在他1057年進士省試答卷之一《刑賞忠厚之至論》中就有闡述，為官大名，他依然遵循當(dāng)時的觀點，刑罰盡可能輕些再輕些，獎賞盡可能厚些再厚些，大名勘獄狀況由此有所改善。
蘇轍《和文與可洋州園亭三十詠其二十九南園》書法作品。
做好本職工作之余，蘇轍發(fā)現(xiàn)大名府屯戍十分薄弱，“時平馀古木，兵散有空屯”（《次韻王君北都偶成三首》），他不禁為之憂慮，并為此付諸行動，蘇轍常隨王拱辰一同練兵，時時關(guān)心邊境防務(wù)：“河轉(zhuǎn)金堤近，天高魏闕新。千夫奉儒將，百獸伏麒麟。校獵沙場暮，談兵玉帳春。關(guān)南知不遠，誰試問番鄰。”（同上）練兵練到太陽西沉，他也毫無倦意，又跟到大帳中，興致勃勃地繼續(xù)研討排兵布陣。
可畢竟是書生，繁瑣而受約束的幕僚生活，時常令蘇轍感到不適應(yīng)，“暮歸何暇食，堆案簿書高”（《次韻王臨太博馬上》）、“簿書填委休何日，學(xué)問榛蕪愧古人”（《送陳安期都官出城馬上》）。卷宗太多，學(xué)業(yè)荒廢，初嘗失去自由讀書時間和優(yōu)游山水可能的蘇轍在《次韻沈立少卿白鹿》一詩中，以白鹿自喻，形象勾畫被圈養(yǎng)的無奈：“白鹿何年養(yǎng)，驚猜未可馴。軒除非本性，飲食強依人。……獨游應(yīng)已倦，忽見乍疑神。”并在詩尾發(fā)出向往自由之嘆，“何緣解韁縶，奔放任天真。”
“歲月逼人行老大，江湖發(fā)興感平生”，在另一首《登上水關(guān)》中，深覺光陰的無端逝去，又讓這個年輕人心生去意。
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其父蘇洵卒于京師，蘇轍離開大名回鄉(xiāng)丁憂。
在大名的短短一年時間里，蘇轍對官場有了最初的了解，隨著眼界的開闊，處理政務(wù)日漸得體。僅過了三年，熙寧二年（1069年）蘇轍上書論事，神宗即日召對延和殿，聊了很長時間，當(dāng)場提拔他為條例司屬官。當(dāng)時“轍尚為選人，召對便殿乃殊遇……故事，選人未得上殿者，自此遂為故事云。”（徐度《卻掃篇》）讓神宗打破戒律，召蘇轍進殿面談的《上皇帝書》最引人關(guān)注的地方，是對“冗吏”“冗兵”“冗費”三種弊病的具體論證以及對應(yīng)策略，很多建議極具操作性。南宋葉適認為，“轍三冗疏，過于平生文字，大蘇亦不能及”，評價甚高。今人概括北宋中期的社會弊病時，也經(jīng)常采用“三冗”的說法，由此不難看出蘇轍政治見解的高超，這與他初入仕途即打下良好的根基不無關(guān)系。
在大名的短短一年時間里，蘇轍與大名知府王拱辰、元城縣令強至等人相處得非常愉快。“有美佳賓賢主人，布衣曾共脫京塵……它年此會應(yīng)圖畫，傳入誰家屏障新”（《次韻王君貺尚書會六同年》），相得甚歡的場景可以入畫了；“無人攜手共吳語，得意搖頭時越吟。何日東郊過微雨，并騎鞍馬去同尋”（《和強君瓦亭》），東郊風(fēng)景那么美，我想和你去看看；“此花久已待我至，況有朋友相攜扶。來邀反覆不能往，豈獨負君花已辜”（《寒食贈游壓沙諸君》），壓沙寺花開多時，再不去賞就辜負了春色辜負了你。
1085年，王拱辰去世，蘇轍聞聽此訊后，特作《王君貺宣徽挽詞三首》，其一寫道：“從軍在河上，仗鉞喜公來。幕府方閑暇，歌鐘得縱陪。它年老賓佐，過國泣樓臺。猶有墳碑在，仍令故客開。”
從追憶二十年前生活的字里行間，不難看出蘇轍對大名生活刻骨銘心的記憶，讓他念念不忘的，還有大名的山山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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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途起步大名，蘇轍歷經(jīng)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仕宦四十余載，曾官至門下侍郎，克盡厥職，勠力政事；也是從大名起步，蘇轍宦海沉浮，被一貶再貶，自問平生功業(yè)，“筠州雷州循州”，他游宦的足跡踏遍大半個中國；仍是起步大名，蘇轍由“學(xué)而優(yōu)則仕”到“仕而貶則學(xué)”，在文史哲領(lǐng)域收獲頗豐，學(xué)問貫通儒釋道三家。他留下《欒城集》50卷、《欒城后集》24卷、《欒城三集》10卷等傳于世。
嘉祐二年（1057年），蘇轍與哥哥蘇軾進士及第，被仁宗譽為“宰相才”。回家鄉(xiāng)丁母憂后，嘉祐六年（1061年）再到京城開封，參加該年舉行的“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考試，蘇轍以四等（一、二等為虛設(shè)；蘇軾為三等，是北宋開國百年來第一人）及第。那一年，蘇轍只有22歲。
未與蘇軾同列三等的原因，是蘇轍在對策中將矛頭直指當(dāng)朝君主宋仁宗，筆鋒犀利，極言執(zhí)政得失，在朝廷掀起軒然大波，同時名動京師，司馬光看完蘇轍的對策，激賞道“所試文詞，臣不敢言”，認為“于（應(yīng)試）四人中最為切直”。但由于主考官胡宿強烈反對，才被抑入四等。
憑借這個了不得的成績，蘇轍被舉試秘書省校書郎充商州軍事推官，但“轍乃奏乞養(yǎng)親”，理由是“先君被命修禮書，而兄子瞻出簽書鳳翔判官，傍無侍子。”（《穎濱遺老傳》）
蘇軾聞聽蘇轍辭官不赴，表示不解，“答策不堪宜落此，上書求免亦何哉。”（《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蘇轍做《次韻子瞻聞不赴商幕三首》作答，“閉門已學(xué)龜頭縮，避謗仍兼雉尾藏。”
一說養(yǎng)親，一說避謗，均為蘇轍自言。還有研究者認為，蘇轍辭官是因為職位太低。那么，蘇轍辭官到底為了什么？有兩條史料曾以他人角度論及此事。
孔凡禮《蘇轍年譜》載：“知制誥王介甫意其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知制誥沈文通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文通當(dāng)制，有愛君之言。”呂希哲《呂氏雜記》載：“初，歐陽文忠公舉蘇子瞻，沈文通舉蘇子由應(yīng)制科，兄弟皆中選。時王介甫知制誥，以子由對策專攻上身及后宮，封還詞頭，乃喻文通為之，詞曰：‘雖文采未極，條貫靡究，朕知可謂愛君矣。’蓋文與介甫意正相反。”
據(jù)以上史載得知，宋代知制誥有“封駁”之權(quán)。知制誥王安石認為蘇轍答策對上不敬，對其中的觀點極為不滿，不肯撰詞。蘇轍本以為可以憑借優(yōu)異的成績少年得志，沒想到遭遇阻抑，看似不大不小，但他終生在意。
此事的結(jié)局是，沈遘寫了推薦信，蘇轍仍辭官不赴，并寫信致謝沈遘，信中說：“古之所謂鄉(xiāng)愿者，今之所謂中庸常行之行；古之所謂忠告者，今之所謂狂狷不遜之徒。”（《呂氏雜記》）毫不掩飾地抒發(fā)內(nèi)心的怨抑和不平。可見，蘇轍辭官不赴，有養(yǎng)親和避謗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則是心中的抗議和不滿。
在人們的印象中，蘇轍為人如其文, “汪洋淡泊，……不愿人知之。”其實不然，蘇轍雖然沉默含蓄，始終籠罩在蘇軾的各種光環(huán)之下，但他從來拒絕成為蘇軾的影子，在政治態(tài)度、政治原則、政治方向上，與蘇軾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甚至更加優(yōu)秀、更加鮮明、更加堅定、更加尖銳。
逸興遄飛，秀杰不因年輕掩；初入仕途，便以直言不見容。這種性格伴隨了他一生。
3
論及蘇轍詩文，就繞不過一個人，這個人就是他的哥哥、同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軾。檢討二蘇全集可發(fā)現(xiàn)，二人不僅是情深意長的兄弟，更是一生中最重要、最長久的詩友。
嘉祐六年（1061年），蘇軾被任命為鳳翔府判官，這是朝夕相處二十多年的兄弟倆第一次分離。此后經(jīng)年，蘇轍弟兄各自在宦海浮沉，聚少離多，書信唱和從未間斷，不可剝離。清人查慎行在為蘇軾作注時，將蘇轍“和詩”“次韻”一并刊行。林語堂曾說，往往為了子由，蘇軾會寫出最好的詩。蘇軾平生第一首影響深遠的詩作，就是獨自去鳳翔上任途中所作《和子由澠池懷舊》，其中“人生到處知何似，應(yīng)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fù)計東西”寫盡對生命漂泊的憂患和無奈，傳唱至今。
治平二年（1065年），蘇軾作《華陰寄子由》表達三年未見弟弟的思念之情，“三年無日不思歸，夢里還家旋覺非。”史載，時在大名的蘇轍是有和詩的，可惜已佚。
當(dāng)年中秋夜，蘇轍作《中秋夜八絕》。“猿狖號枯木，魚龍泣夜潭。行人已天北，思婦隔江南。”“看久須扶立，行貪遂失歸。誰能終不睡，爛醉羽觴飛。”知音不在，無人傾訴，這一夜，蘇轍借酒澆愁，明顯喝高了，他向著西北方眺望，不知道何時才能弟兄重逢；他也不知道，《中秋夜八絕》表達的思兄之情彌補了《華陰寄子由》和詩不存的遺憾；他更不知道，這八首絕句為中國歷史上最好中秋詞的誕生，埋下了幽微而深遠的伏筆。
1065年中秋夜，蘇轍在大名想念兄長，大醉，終不睡；1076年中秋夜，蘇軾在密州歡飲達旦，大醉，懷子由。在11年的光陰流逝中，弟兄二人用最文雅的語言，寫下遠超兄弟私情的時空對話。
有想念，就有重逢。
“烏臺詩案”后，蘇軾貶謫為黃州團練副使，蘇轍貶為筠州監(jiān)酒稅。元豐三年（1080年）正月初一，蘇軾離京赴黃州，經(jīng)過陳州，蘇轍自南京來送別。蘇軾在黃州安頓好后，蘇轍又帶著嫂子及侄子趕往黃州與之會合，過池州至巴河口時，蘇軾以詩相迎：“驚塵急雪滿貂裘，淚灑東風(fēng)別宛丘。又向邯鄲枕中見，卻來云夢澤南州。暌離動作三年計，牽挽當(dāng)為十日留。早晚青山映黃發(fā)，相看萬事一時休。”
詩的前兩句，回憶了與蘇轍陳州分別的情形。三、四句用“黃粱一夢”典故比喻剛剛經(jīng)過的“烏臺詩案”，就像一場大夢，結(jié)尾發(fā)出人生無常的感慨。
由于風(fēng)浪，蘇轍被困磁湖，不能按時到達見面地點，作次韻詩寄之：“西歸猶未有菟裘，擬就南遷買一丘。舟楫自能通蜀道，林泉真欲老黃州。魚多釣戶應(yīng)容貰，酒熟鄰翁便可留。從此莫言身外事，功名畢竟不如休。”
詩中他安慰兄長，結(jié)尾處就蘇軾提到的“邯鄲枕”進行生發(fā)，再次申明功名是一場夢，提醒哥哥今后莫再輕言政事。
磁湖中驚濤拍岸，白浪沖天，蘇家弟兄以“邯鄲枕”為通道，隔湖相述，用詩為久別重逢釀造出濃醇的詩外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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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政治家，蘇轍為官之道最顯著的特點是無論公私，態(tài)度鮮明，私交可以不泛泛，政見不一則絕不茍同。“王安石初議青苗，轍數(shù)語柅之……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調(diào)停。及議回河、雇役，與文彥博、司馬光異同。西邊之謀，又與呂大防、劉摯不合。君子不黨，于轍見之。”《宋史·蘇轍傳》中的這段記載，體現(xiàn)的正是蘇轍不群不黨的特點，也是對其初仕大名時便已確立的為政觀的堅持與延續(xù)。
舉一事一文為例，即蘇轍擔(dān)任戶部右曹侍郎時，因反對“回河”，堅持己見，屢次上書，以及他的駁論《再論回河札子》。
北宋一朝，黃河多次決口，至仁宗時，其下游形成兩條河道：一為北流，從澶州商胡埽（今濮陽東昌湖集）決出，經(jīng)今滏陽河與御河之間，下合南運河、大清河，在今天津市區(qū)入海；一為東流，在魏縣（今大名東南）決出，東北經(jīng)今馬頰河入海。大致來說，北流涉及當(dāng)時的河北路，水勢較順；東流涉及當(dāng)時的京東路，隨著泥沙堆積，變成由低向高走，水勢愈趨不順。時人憂慮水勢較順的北流可能進入遼國疆域，導(dǎo)致遼人在自己境內(nèi)渡過黃河，對宋形成威脅，所以許多官員主張強制黃河?xùn)|流，而逐漸閉塞北流，此即所謂“回河”工程。
元祐二年（1087年）十一月，蘇轍擔(dān)任戶部右曹侍郎，主要負責(zé)“新法”遺留的大量經(jīng)濟事務(wù)，他連續(xù)三次上書，反對“回河”工程。
蘇轍在寫作上諸體兼擅，除詩詞外，“論事精確，修辭簡嚴(yán)，未必劣于其兄。”（《宋史·蘇轍傳》）以三次上書中的第二次《再論回河札子》為例，可以看出他精確簡嚴(yán)的論事風(fēng)格。
這篇駁論寫于元祐三年（1088年）末。在蘇轍看來，這個工程對自然規(guī)律的違背，對人力物力的消耗之巨，以及成功希望之渺茫，已經(jīng)無需多論，只有所謂“邊防”之說，似乎還可以成為一個切口。所以，他著重就此作出分析。首先，他回顧了五代石晉之?dāng)∨c宋真宗澶淵之盟的往事，說明邊境安定與否并不決定于黃河的流向；其次，他又引證前代專家李垂、孫民先的說法，認為黃河北流不僅無礙，還有利于北宋邊防；接下來，他力圖消除人們對遼軍在自己境內(nèi)渡河南侵的擔(dān)憂，說遼人并無能力造船架橋，即使他們這樣做，也可以通過外交手段阻止或憑宋朝軍事力量去摧毀。如此步步為營，使數(shù)百字的論述層次分明，邏輯嚴(yán)密，堪稱駁論的典范之作。
明代茅坤讀后感嘆：“如游絲之從天而下，裊娜曲折，氤氳蕩漾，令人讀之情鬯神解而猶不止。”
元祐四年（1089年）六月，蘇轍改任翰林學(xué)士，不再負責(zé)經(jīng)濟事務(wù)，但仍然繼續(xù)奏上《論黃河必非東決札子》。此后出使遼國，回來又于元祐五年二月奏上《乞罷修河司札子》。據(jù)統(tǒng)計，在當(dāng)時主張放河北流，發(fā)言最多的就是蘇轍。
按照蘇轍自己的說法，他之所以屢次上書，是因為身為財政大臣，不能眼看朝廷發(fā)起一個超過國家財政承受能力、且毫無利益和成功希望的巨大工程，不發(fā)一言。那么，他改任翰林學(xué)士和擔(dān)任使遼使后，為什么對此仍頗多關(guān)注？
蘇轍曾被授以“欒城區(qū)開國伯，食邑八百戶”，并將個人文集命名為《欒城集》，其為蘇軾所撰的墓志銘中明確提出“蘇自欒城、西宅于眉”；其父蘇洵《嘉祐集》中的《六經(jīng)論》《春秋論》《上皇帝書》等幾十篇文稿均署名“趙郡蘇洵”；蘇軾的文集、詩詞、書幀中，也常署“趙郡蘇軾”“欒城子瞻”?？梢娞K轍父兄對祖籍——曾經(jīng)的趙地欒城念念不忘。放河北流與曾經(jīng)的趙地生民息息相關(guān)，除抱負宏遠，以治國安邦為己任外，故土難忘或許是不再負責(zé)經(jīng)濟事務(wù)的蘇轍不斷發(fā)聲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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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宦海沉浮的路上，蘇轍弟兄同進同退，“烏臺詩案”后，二人一貶再貶，跟隨蘇軾的被貶路線“黃州、惠州、儋州”，蘇轍遭坐貶的路線為“筠州、雷州、循州”。輾轉(zhuǎn)途中，他始終保持對政治局勢敏銳的洞察力，參政意識從未消退，到晚年，仍有詩作表達再起從政的愿望。
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繼位后，重新起用“元祐黨人”。蘇轍弟兄同時獲赦，離開貶地，啟程北歸。這一次，靜如處子的蘇轍表現(xiàn)出動如脫兔的一面。當(dāng)年二月，朝廷將他移置永州（今屬湖南），他馬上動身北上，四月又移置岳州（今湖南岳陽），十一月許他任便居住，他在年底前便到達京城附近的潁昌府（今河南許昌）。相比之下，一向口不擇言、嫉惡如仇的蘇軾行動相當(dāng)遲緩，在接到命令后拖延了好幾個月才離開海南島，走了大半年還未翻過南嶺。兄弟二人北歸的遲速不同，或許可以反映出他們對于重新卷入黨爭的不同態(tài)度：經(jīng)過多次貶謫，蘇軾已下定決心遠離政治糾紛，而當(dāng)過執(zhí)政大臣的蘇轍卻并不甘心認輸，仍有尋機歸朝的意圖。
令蘇轍沒有想到的是，到潁昌后，他再也沒能往前一步，宋徽宗對新舊黨爭的“一邊倒”政策，讓他永遠成為棄子。此后，他閑居穎昌12年，閉門不出，少有客至，以讀書自適、飲酒自娛。
同為飲酒，大名、穎昌兩地的酒局現(xiàn)場天壤之別。在大名，他與同僚歡宵達旦，放浪形骸，有詩為證：“誰能飲酒如傾水，……升斗任君無復(fù)避”（《和強至太博小飲》）、“鄴宮士女喜行樂，坐上醉客誰親疏”（《明日安厚卿強幾圣復(fù)召飲醉次前韻》）、“飲來未覺歲華晚，醉后能令秋氣春”（《次韻王君貺尚書會六同年》）。而在穎昌，他“眼暗書罷讀，肺病酒亦稀。經(jīng)年客不至，不冠仍不衣”（《閉居五詠》）、“閉門不出十年久，湖上重游一夢回。……可憐舉目非吾黨，誰與開樽共一杯”（《游西湖》）、“府縣嫌我舊黨人，鄉(xiāng)鄰畏我昔黃門。終年閉戶已三歲，九日無人共一樽”（《九日獨酌三首》）文字雖超然脫俗，了無掛礙，筆下卻透著獨自品酌的蕭居離索和孤單寂寞。
政治上的失意，卻給晚年的蘇轍帶來充足的時間寫作并整理已有的著述。除《欒城集》《欒城后集》《欒城三集》外，他還寫下了《應(yīng)詔集》12卷、《詩集傳》20卷、《春秋集解》12卷、《老子解》2卷、《古史》60卷、《龍川略志》10卷、《龍川別志》8卷等傳世之作。在北宋文化人當(dāng)中，蘇轍著述之富贍與全面，罕有其比。
一切不慌不忙的人，他們更不容易放棄理想。十余年的寧靜生活，沒有消磨掉蘇轍尖銳的政治鋒芒。大觀三年（1109年）六月，蔡京第二次罷相。聽到消息后，蘇轍作《去年秋扇二絕句》：“篋中秋扇委塵埃，春晚炎風(fēng)拂面來。舊物不辭為世用，故人相見莫心猜。”其中第三句的寓意很明顯，他仍有回到政治中樞的期待，但歷史沒有再給他機會。
蘇轍去世的政和二年（1112年），他又作秋扇詩：“團扇經(jīng)秋似敗荷，丹青仿佛舊松蘿。一時用舍非吾事，舉世炎涼奈爾何？漢代誰令收汲黯，趙人猶欲用廉頗。心知懷袖非安處，重見秋風(fēng)愧恨多。”（《感秋扇》）
河南郟縣三蘇墳
被廢棄的政治家以秋扇自喻，在古詩中并不少見，比如“不得團圓長近君，珪月鈋時泣秋扇”（李咸用《婕妤怨》）、“誰分含啼掩秋扇，空懸明月待君王”（王昌齡《西宮秋怨》）、“秋扇交情薄，儒衣行路難”（戴復(fù)古《贈張季冶》），但多安于現(xiàn)狀，語意偏于悲切，像“一時用舍非吾事，舉世炎涼奈爾何”這樣保持清醒的詩句卻不多，其中“漢代誰令收汲黯，趙人猶欲用廉頗”一句，以落寞后的汲黯、廉頗喻己，自訴雖廢棄之身、歲暮之年，報國之志尚存，讀來令人傷感。但從另一個角度說，蘇轍雖至死不滿足于懷道含光而不用于世的生存狀態(tài)，但畢竟在最后時刻完成了一個士大夫人格的自我塑造。
從大名金堤到穎水之濱，從初入仕途時的“閉門已學(xué)龜頭縮”，到白發(fā)蕭蕭時的“閉門不出十年久”；從虎虎有生氣的持不同政見者，到深沉的人生反思者；從犀利評論當(dāng)朝君主失之執(zhí)政，想在政壇一展鴻圖，到精神遠離君主的意識形態(tài)，他閑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用47年的倔強與堅執(zhí)，走完他的生命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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